想到在鲁迅的《集外集》曾经看到过一句话，好像是关于“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但不能精确记忆，于是就去Google上搜索了一把，发现是：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然后又看到几位“博主”这样来写这句话：西方近代文化由于充分主张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解放，因此无论是“乐观”抑或“颓唐和厌世”，这都是“活人”的精神状态，又“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此公把鲁迅的话放到西方近代文化，好像这样才能理解鲁迅一样。

又看到某位不知名的文人熊以谦写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一文，里面说到：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这真是无赖一般的扯淡。

又想起最近在编《同路人》的杂志，本想写个后记，把写文章的宗旨给点一点，于是就写了下面这个后记：

泾渭如此分明的“中国书” VS“外国书”，僵尸的乐观VS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到如今当然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是入世和厌世，倒是青年人的两大态度，只不过我们要的是活人的入世和厌世，并要把它们写出来。

什么是僵尸的入世呢？

古人说学而优则仕，今人则学而优则出国，则发文章、则赚钱……最终就是为了成为衣着光鲜的上等人（尽管那些目标不学也是可以达到的）。不过，那是不用劳驾“写文章”来“劝”的，因为已经有了无数张长在父母、朋友脸上的嘴巴，正在拼命地“劝”着我们哩，这样的劝法劝出来的入世法，真是僵尸的入世，因为世上只多了一些作为个人的名流和“仕”，这些人的最终结局，也就是必然结局，就是死掉，然后成为僵尸，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入世的人一开始就是僵尸，只不过是一个生前比较显赫、占有很多资源的僵尸罢了。

重要的是，那大多数成不了“仕”的人，并不会活得更好一些。

什么是活人的厌世呢？

这样的“世”，我们是要厌恶的，但要活人的厌世，因为只有活人的身体，才能像一面生机勃勃的镜子一般，映射出这个被嫌恶的“世”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活人的身体，“世”才能在他们身上烙下痕迹，才能让我们看到烙印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忍受、呻吟、挣扎……直至毁灭。所以活人的厌世，其实也是入世的，因为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世”，还是希望它变得更美好一些。

什么是活人的入世呢？

想必应该是在世上寻找那些本来就不多的真善美，并把真善美揭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并因此而感到一丝的欣慰吧。

在这里，“世上”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反过来，在个人的幻想中的，理念中的真善美是很容易找的（这就像劝人把目光投向彼岸世界和幻想的一种宗教），找到并写出来，其实还是僵尸的真善美，既然都已经是僵尸了，也真善美不了哪里去。

什么是死人的厌世呢？

没有这回事，因为死都死了，还能厌世乎？

活人的乐观和活人的颓唐都是好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也是好的。

写完以后，顿觉用来当后记很不合适，就放到博客上吧。

三个青年学生

在杭州的植物园边上，现在坐着三个青年学生，两男一女，他们坐在一棵春天的棕榈树下，离他们几丈远，是一条小溪，小溪的边上开满了瘦弱、铺陈的太阳花；水的淙淙，就像少女无邪而灿烂的笑声。再远一点，就是马路了，春日的马路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汽车们则亢奋地吼叫着，推推搡搡地往前蠕动——“车水马龙”和春天多么不和谐。

这三个人中，两个男青年，一个姓刘一个姓郑，女的姓张，他们正在谈论些什么。

这个时候，远处有一个正在锻炼身体的老人，他穿着嫩绿的T恤衫，头发梳得精亮，正在把一条腿放在栏杆上压腿。

郑说：“看哪，这个人与时间作斗争的方式多么滑稽。”

张说：“压着压着，‘咯嘣’一声……”

“哈哈！”三人大笑。

刘接着说：“我觉得老人总是和城市不般配。老人老人应该呆着和泥土更接近的地方，比如呆在村庄里，呆着遥远的，风景优美的养老院里，如果实在要呆在城市里，他们应该留在家里，靠回忆度日，不要出门啦。”

郑：“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看到过很多老人在树林里吹拉弹唱，还跳交谊舞，老太太搂着更老的老头……简直是……还看到一些已经很老很老的老太太，穿着连衣裙，脸上画着浓妆，简直就像驴粪蛋上下的霜。”

“啊，太丑陋了！”他们一齐说道。

张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老人首先应该有尊严。站在那里，就像一尊雕像，这才像一个老人。这才是老人应该有的形象嘛，罗中立画过一个老农民，把中国农民搞得太轻佻了点，他是不理解中国农民的，他只是觉得他们很善良、很劳顿、很辛苦，这是不对的。他没有真正塑造出我们的中国老农民那种知天命的豁达、辽阔的心胸、毫发未损的人格。这才是一个老农民应该有的形象，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老农的形象。”

刘说：“你说的毫发未损的人格很重要。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把本民族的老农民一个个整得跟脑髓被抽掉似的，最丑陋的就是赵本山表演的那老农民了，就像年轻时候没有见过市场经济和大把商品，现在无比饥渴地想要摸这些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流行歌手和生猛时鲜几把似的。我还看过一个中央七套的节目，找了一个老农民，让他一边剥玉米一边上蹿下跳地唱‘你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简直受不了。你说，一个老人像个猴子一样兴奋地上蹿下跳，你说还不丑陋吗？”

张说：“是啊，太丑陋了。在这个时代，我们从来见不到中国老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他们变成了完全多余的人，他们被生活抛弃，只好自己去找生活，但是找到的生活又不适合老人，所以最后都很丑陋。”

郑说：“这是社会问题，不是老人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老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现在还埋藏在他们中间，只不过被各种东西深深地掩盖住了。”

刘说：“是啊，一切都变得荒里荒唐。在整个大江南北，老人都不像老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那些质朴和毫发未损的人格都去哪里了呢。我印象中的老人的形象，是温和的，不骄躁的，就像几百年的大树一样沧桑而稳重地注视着整个社会，根本不屑于和这个肮脏的世界发生任何关系。”

张说：“发生关系也可以，那一定是最富有尊严地出现在世界中。我看到过一张托尔斯泰的照片，他穿着亚麻的衬衣，磴着皮靴，站在树林里，高尔基站在身边，为他点烟。托尔斯泰目光炯炯地对着镜头，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懒得写小说给俄国的那帮所谓的上层人物看了。他说，他们需要的不是看贵妇怎样爱上军官，而是放弃自己的地位和聚集的财富。他知道这后一个目标的达到光靠写小说是不行的。”

郑说：“你说的是托尔斯泰，我们说的是中国老人。现在有很多老人们颤颤巍巍地站在银行里排队取钱。他们被逼着去学习根本用不着的东西，这很让人心酸的呀。”

刘叹了口气，说：“是啊……老人本来就和城市不般配。我觉得现代城市文明——如果有这个文明的话——已经很丑陋了。白天，成千上万的人在单位打工，为了赚点钱，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打折商场，听演唱会，去人最多、服务态度最差的饭店吃饭，看同一部电视剧。他们的生态系统简单得不堪一击，赚钱、花钱，迅速地吃、迅速地拉，然后用最低级，最恶俗的文化来休息。这些小市民就这样生活在丑陋中，更丑陋的是靠小市民的消费而发财的资本家，比如房地产老总啦，银泰老板啦，其实这些人也不能算资本家的，他们只是更有钱的小市民而已，这些更有钱的小市民，消费的只是外国商场、外国演唱会、吃外国食物而已。这样的系统有什么希望呢？在城市里的老人们就像一群和整个生态系统格格不入的外来浮萍。城市是很丑陋的，这些本来就与之格格不入的老人们本来应该完全不理会这些丑东西的。”

张说：“按照你的说法，城市里的老人不应该出门，外面就剩下小市民了。这也很糟糕啊。”

刘说：“但是小市民加老人，那不是更糟糕啊。”

张：“……”

郑说：“有一种人，是很会骑墙的。小刘你们不是学文科的吗，我看很多学文科的人都恶心。他们书是看了一些的，甚至也还能看懂的，就自以为比我们所说的小市民多出了很多东西，整天摇头晃脑的，老觉得自己高人几等呢。”

张说：“是啊，我们研究生不是上小课的嘛。这种摇头晃脑的人经常出现的，还经常发言，说的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而他们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什么‘灵魂在混沌中的自动写作’。我真想抓起一本书扔过去。这种人，叫做……”

“神经病！”，传来一片笑声。

张说：“我见过太多神经病了。我觉得这些人比小市民还糟糕，小市民还是老老实实地当小市民的，顶多蝇营狗苟一点，这些人却蹲在暗处，自以为摸到了一点别人都摸不到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也说不清楚，装神弄鬼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觉得自己比小市民高明不知道多少倍，”张继续说，“不过，有一个办法。你一让他们写点清楚明白的文章，让他们在文章里放几个参考文献，他们马上就蔫了。我们人文学院里，混杂着很多这样的人，迟迟都毕业不了，一直延期着呢。”

郑说：“我靠，你们学院太过分了。”

刘说：“哎呀，你是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里很糟糕的呢。你们学理工科的，总还得学点微积分学点大学物理的，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严格训练的课程的，由于不需要这种严格训练，都自说自话的，很多文科老师自己也装神弄鬼，搞得学生更变成神经病了。住我对面有一个金华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硕士还没有毕业，经常买些特价书，却一本也不看。整天逮牢别人就说宗教问题，说什么现代的佛教么太虚伪，基督教么太无能，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才对。我被他烦死了。”

郑说：“不说了不说了。呵呵。”

刘说：“现在来审判审判你，小郑同学。我还不知道你们理工科的那副德性吗？哈哈。先说理科吧，首先是文章，你们在国外发了很多文章，数据么经常捏造，最近医学院不是被抓了一个嘛。更可恨的是，现在大学校长一个个都跟土鳖似的，好像文章只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就光焰万丈了，好像只要在国外发了文章，生产力就上去了似的。结果呢，文章么发了一堆。真正变成生产力和技术的，于国于民有那么一点用处的东西呢，没有。结果是，多了几个教授，博导，以基础学科为名，骗了大量课题经费……”

郑说：“你说的是理科，我们是搞生产力的。”

张说：“那你们单位搞出了点什么呀？”

郑说：“搞出点什么就不和你说了。你也知道，我们工科生都是导师的打工仔和廉价劳动力，导师就是那摩温。我的导师手头的国家课题有好几个，但是钱都被他自己赚去了，他现在在英国买了房子和车子，还说，在中国开车太危险，他喜欢在英国开。技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商品，我们导师有技术，就可以以课题的形式，高价卖给国家。还有的老板更恶心，国家给你一大笔课题费，你拿发票去报销，买一台10万块的仪器，让对方开20万的发票，自己净赚10万块。这种事情很多啊，反正是一个黑箱，只有导师本人和核心成员才知道黑箱里到底发生了点什么。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军方项目，来阶段验收的军方代表根本什么都不懂的，我导师对我们说，只要让那个军方代表按那个红键，然后让他看到另外一头的一根管子伸出来，就搞定啦，你说，导师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有的学生工作出色，导师就不放他走，一定让他延期延到不能再延为止，为什么，因为这样导师可以通过学生赚更多的钱。”

刘说：“懂了，文科生么装神弄鬼，觉得自己摸到了精神大门的门环，理科生么只想成为杨振宁，成为物理界名流，泡个年轻女人，于国于民一点用也没有，工科生最可怜，但也最可恨，脑子就想着赚国家的钱。什么科研攻关，要是对个人没有好处，肯定一个个都躺倒在地上，啥都不干。”

“哈哈……”

三个青年学生，两男一女，他们坐在一棵春天的棕榈树下，他们正在说着什么，是的，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虚弱、飘渺、不值一提，就像闪电即将来临之前的电磁波。

林仲圯

林仲圯是我的朋友。

多年前的一个九月的一天，我走进宿舍，遇到了一个戴着啤酒瓶底一样眼镜的中年人，他穿着一件汗啧啧的老头汗衫，坐在床上扇扇子，在他的身边坐着林仲圯，后者用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了，那是他的父亲，这是我的室友，他们两人都留着平头，有着棱角分明的脸，他们都近视，却都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我问：“仲圯？你在家排行老二？”

“没有，就他一个，呵呵”，他的父亲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后握手。大学时光就这么开始了。

我们的宿舍住八个人，混杂着新闻系和历史系两个系。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每到晚上，我们一躺在竹席上，感觉就像躺在了炕上一样。林仲圯和我都睡上铺，两个人头对头睡，寝室里其他的同学，都是脚对脚睡的，甚至上下铺也保持着头脚的一致。炎热的夏季，寝室里没有一丝风，他一伸手，就来摸我的头发，将我弄醒，问：“大学应该是怎么过的？”我糊答答地说：“看书、睡觉、找女朋友。”他咧着嘴咳咳地笑了起来，说：唔，我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炎热的夏季终于过去，人们开始渐渐熟悉了起来，也渐渐地开始谈论各自的老家和过去的经历。几个历史系的人一开始就把林仲圯唤作林仲“QI”，于是林仲圯只好一个个地纠正。他告诉他们，他的父亲用李白的诗句“我在圯桥上，怀古钦英风”给他取了名字，听到这里，历史系的同学们的眼睛总是会蒙上雾气。当林仲圯介绍自己说“喜欢文学”的时候，人们马上就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期杂志上经常出现的征婚广告——“某某某，男，30岁，身高1.72米，在事业单位上班，喜欢文学，爱舞文弄墨，欲求善良知性30岁以下的女性共结良缘”。喜欢文学，在上世纪末那样一个时代里，是很使人“眼睛蒙上雾气”的。他们理解的文学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上海宝贝》和《挪威的森林》之类的流行小说也是文学，早一点的武侠小说也是文学。当然，外国文学也是文学。这些稍微有点文化的大学生们很清楚，文学是不能转变成生产力，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反而会成为一个人谋生的障碍。所以当人们从他的抽屉里翻出《彷徨》、《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的时候，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小子们立刻就像发现了基因变种生物一样，瞪大着眼睛，眼睛瞪大以后，纷纷向自己和朋友宣布“林仲圯非吾辈中人也”，然后揶揄和调侃他，说“什么年代了，还看这种书”，揶揄和调侃完以后，就再也不理他了，开始从事煲电话粥、打电脑游戏、上网聊天、泡妞、健身塑形等工作去了。

林仲圯就在喧闹的宿舍里，躺在自己的床上，用衣服把枕头垫高，一只脚搁在另外一只上面，捧着书本，时不时地发出冒着轻微傻气的笑声。久而久之，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忘却他的存在的，他变成了一个墙角，一个脸盆架。

渐渐地，人们凭着直觉和经验弄清楚了林仲圯的性格，终于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喜欢看书，但又不内向的人，是一个愿意为他人服务的老好人，所以室友们在需要打饭、倒垃圾，或者需要办点其他事情的时候，就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林仲圯，差遣他干这干那。而林仲圯总是笑眯眯、美滋滋地替别人办着事。比如，每当吃饭的时候，林仲圯一拿起自己的饭盆，立刻就会有三张饭卡、三个饭盆，从电脑后面、被窝里、电话机旁，一起递给他，然后说“我要豆腐，谢谢”、“给我随便打点吧，最好弄点虾仁和芹菜”、“打和你一样的菜”。十五分钟后，林仲圯回到宿舍，他像一只螃蟹一样把两只手摊开，每只手和手臂上粘着两个饭盆。我有时也要在楼下叫“林仲圯”的名字，因为叫其他人的名字，这“其他人”们是不会搭理我的，只有林仲圯会从床铺上跳下来，把头伸出窗外。

我说：“把我的手机扔下来吧。”

林仲圯疑惑地问：“手机？这是五楼哎。你这个人。”

我把衣服的下摆捞起来，形成一个大口袋。他嘴里唠叨着“你这个人”，把手机扔了下来。手机落在布袋里，上下跳跃几番，最后稳当当地被兜了起来。

深夜里，室友们在吹嘘自己与女网友的一夜情，大谈仗着自己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利用来自其他学校的女生的崇拜而玩弄女性的人生经历，争论同班女同学的乳房到底是垫高还是真的高。说某某怎么每次上课都迟到，而且每次迟到都这么从容淡定，可以挺着像一对火箭炮一样的乳房，“咯噔咯噔”地走进教室，这种“咯噔咯噔”一出现，整个宿舍都一起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我对于这种卧谈是“既来之则安之”，但是来自福建的林仲圯同学是绝不会加入这个游戏的。但是他又睡不着，正痛苦地闭着眼睛呢。

我说：“好咧，他妈的不要说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早上的课有什么好上的，睡觉要紧，”有两位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来自宁波的室友还加了一句，“娘希匹，睡觉还早类！”

此时的林仲圯正使劲地往窗外的夜空看着，城市的夜空是红色的，因为霓虹灯太多。

他摸了摸我的头发，说：“我们老家的晚上不是这样的。我家就靠近你们浙江的苍南，房子后有一条宽阔的溪流。夏天的夜里，我经常躺在楼顶睡露天觉，但是半夜以后就不行了，浑身都是露水，冷死了。”“不过，最舒服的是秋天。我们那里的人都睡觉很早的呐，一到九点，风吹着窗玻璃，发出哐琅哐琅的声音，其他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他们说‘山里深秋夜，萦回万物悲’，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那儿吧。”——我一直都不清楚这两句话是谁写的，林仲圯大概是从哪本不太有名的书里读到的吧。

深夜的室友们总是很不安宁，唧唧歪歪地闹腾着。来自对门宿舍的大汉“攻上”了我们宿舍的，著名的，操一口温柔的吴侬软语的，是男人但是非常女相的，长相过于标致的，新闻班公认的“班花”的床，大汉把班花压在下面，班花就发出了腻腻呶呶的叫声，这种叫声让大汉和宿舍里其他的几位怀春少年感到无限的满足，无限的满足后，大汉在人们的捧腹大笑中，空虚虚、汗涔涔地走了，留下一个凌乱的床铺给“班花”来整理。我观赏完那边的节目，参加完那边的卧谈后，也就躺下了，但我总要先和林仲圯说几句话再睡，因为头对头睡觉的室友不说几句话，显得彼此都太冷酷了，而他总是不爱说话，我怕他这样子会憋坏。

于是我对他说（其实是没话找话）：“《彷徨》借我看看吧。以前我看过的，第一篇就是《祝福》，印象很深。”

“你怎么看这篇小说？”

“我是看了就忘了，随便看看的。反正祥林嫂太惨了，我就记住了她老是要说孩子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唔……”，他叹了口气，“还有她额头上的伤疤，对吧？”

“对对，嘿嘿。”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鲁镇的每一个人。是整个社会让祥林嫂这么悲惨的。不过每个人都记住了那些悲惨的一个人，祥林嫂、孔乙己，甚至阿Q啦，人们从来不去关心他们所处的世界。正是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他们不幸的呀，人们都只记住了那个，忘记这个了。文学不应该只写个体的悲惨，而要让人们去看清，去改变那世界的，社会的黑暗啊，这才是文学的价值嘛。”

“哦？”我说。

“噢哟，还文学的价值呢，”有人说。

“好咧！他妈的不要说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不知道从哪个被窝里，传来这样瓮声瓮气的声音。

林仲圯是喜欢和人谈文学的，他还经常窜到中文系去听课。听完以后，他却对我说他太讨厌中文系的老师了，他们都是鸟人。他说他去听了中文系一个留着长发的，时常穿着唐装的，喜欢把自己整成“摩登的粹然醇儒”的副教授讲近现代文学，这个老师说，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好，那是因为鲁迅的写法是现代派的，是把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嫁接到中国后的产物；这个老师还说“不要以为鲁迅的生活是很战斗的，他是住在租界的洋房里的，连杂文的名字都是‘且介亭’，‘租界’两字去掉偏旁嘛。生活都是许广平料理的，平时还经常喝咖啡坐人力车，还经常看洋电影”；当讲到李金发和戴望舒的时候，这个老师居然说他也会写诗，他当众朗诵了一首，什么“你的头发在我金色的茶杯里喧腾翻滚，恰如你墨绿色的情欲”，云云。此外，还有一位教授，他在给每一届学生上课的时候都会饱蘸深情地朗诵普希金的诗歌，然后忧伤地望着那些漂亮一点的女同学，后来还拿出普希金的夫人的画像给同学们看，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女性，可惜我不能生活在彼时和彼刻”，露椎心泣血之状。林仲圯对他们两位的评价是一样的：媚外、阴暗、猥琐、好色。他的认真和杰出的评价，使我捧腹，捧得我几乎跪在了地上，他追着我，真诚地看定我，说：“书楷！不要笑嘛！正是这些鸟人让文学失去了价值啊！”

很清楚，他比我们寝室的任何一个人都喜欢看书、思考。在林仲圯看来，文学作品不是用来享受的，甚至不应该仅仅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和黑暗的世界，和一切肮脏的东西作斗争。所以他爱看那些“为人生”的，与现实发生着摩擦的文学（比如苏联的“同路人”文学团体），更喜欢看那些于黑暗和污秽中寻求光明的文学，比如他从旧书摊上花了三块钱买回来的一本薄薄的《蟹工船》。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窗外呼啸的北风像个亢奋的足球运动员一样使劲踢着楼道里的各种垃圾，发出巨大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外面下着小雨，雪粒子簌簌地打在玻璃上。我正在臭烘烘的，同时也因为人多而暖洋洋的宿舍里，和历史系的那几个家伙打扑克，林仲圯从外面兴冲冲地回来，一进门，他就一把拽住我的袖子，“书楷，走，带你去个地方”，我屁滚尿流地被他带走了，要知道，我们这是去吹风和挨雪粒子啊：

在一条两边的枝桠都已经变得光秃秃的林荫道上，我骑着车，雪粒子像枪子儿一样打在我脸上，眼镜片模糊了，眼睛被风吹得生疼了。那条路像狂风在大地上吹出来的一道巨大的裂痕。我想林仲圯的情况应该比我更糟吧，因为他骑得比我更快呀，但是，各位看官，你们想象不到，在这样的狂风冷雨中，他居然咧着嘴，傻乎乎地，好像拾到金豆一般，露着满足的微笑呢！

“这就是《蟹工船》里的在海上劳动的杂工的感觉，哈哈哈哈，”他已经被冻得像一尊未完工的雕像，他还这样说。

“他妈的，你这个傻屌！受不了你。”我侧过身，擤一把像煮熟的面一样挂在下巴上的鼻涕，擦一下被风吹出来的泪水，哆哆嗦嗦地滚到了床上。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辗转难眠，于是找出那本他送给我的《蟹工船》——书已经很破旧了，我看到：

“杂工正在干活，阵阵冷风穿透衣衫，冻得嘴唇发紫。天气越冷，盐块一般干硬的雪粒呼呼地刮得越凶。雪粒子像玻璃碴子，扎在匍匐在甲板上劳动的渔工和杂工的脸上、手上。波浪一冲刷过甲板，马上就冻成一层冰，变得滑溜溜的。大家只好从甲板这边到甲板那边拉上缆绳，像晒尿布一样把自己拴在上面……”小林多喜二写得真好啊！为了这么好的小说，难道不应该去体验一下那种玻璃碴子一样的雪粒子吗？这些描写难道没有扩大我们经验的疆域，教育我们去获得一些宝贵的感觉和经验吗？

多年后的那一个深夜，我也想起了林仲圯，还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

他曾经无比严厉地训斥过两个同学。

事情是这样的：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八人宿舍里的人来说，最难熬的莫过于夜晚了，在炎热的夏天被活活热醒，从此睁眼到天亮；在午夜两点被活活饿醒，然后用颤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白天吃剩的半块方便面；以及在春天的雨夜，暖韵律催的，使得我们的情欲也“喧腾翻滚”起来；最最难熬的应该是在冬天冷飕飕的夜里被尿活活憋醒了，那时，谁也不愿意离开暖烘烘的被窝——去楼道尽头——去左拐角处——去最里边的厕所——去解决问题。于是宿舍里的两位尿频的人，一位叫做吴钟鸣，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娘希匹”，一遇到这种情况，他俩就到门外对着宿舍外面的垃圾桶（每个宿舍门口都有一个）发动冬季攻势。

大楼的清洁工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削瘦的，皱纹密布的脸就像一个“幸”字，那上面写满了愁苦。他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而嗓音也是喑哑的。当我们朝他微笑，他也会认命而哀伤地还给我们一丝微笑，就像我们是他的孙子一般。他瘦小的身躯并不比垃圾桶大多少，一阵风就足以把他给刮走了，瘦小的他，每天几乎是用各种方式、各种姿势，拖、抬、撬、推、乃至抱，才把每个寝室门外的垃圾桶给拉出去，把里面的东西处理掉，又一只只地放回来。每天早上，他在同一个时间，夹着同一把扫帚，来做他的工作。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这一切，使劲地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他涨红着脸，蜡黄的脸在抽搐，他张着嘴，很想组织起一些我们都能听懂的话来，但做不到。过了几十秒钟，他悲哀地，绝望地把清空了的垃圾桶往地上一扔，说了两句，只两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土话，走了。当时我们都还在床上，那几个尿频的人还在呼呼大睡呢，但是我却永远铭记着他那个悲哀而绝望地把垃圾桶扔到地上的动作，那个时侯，我抬头看了一眼当时的林仲圯，他几乎要哭了。

当天晚上，“娘希匹”又悉索地起来，打开门，蹩到外面的垃圾桶边去了。

林仲圯冲了出去，大声地吼了起来。

“他妈的！你还是人吗？！”

“娘希匹”懵了，他永远不会想到每天被他差遣的人居然会对他发如此大的火。

“扫垃圾的人就不是人了吗？！”

我从来不晓得林仲圯有如此洪亮的声音，整层楼的人都听到了，很多人打开门，钻出来，愠怒地看着他们。对面宿舍住着同班同学，身为学习委员的大汉从被窝中慢悠悠地钻出来，套上大衣，走出来说：“那马扎驴！你们小声点，被人家听见不好的。”

“这么凶干嘛啦林仲圯。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伐啦！”

“他妈的！”林仲圯说，“今天早上你没看到扫垃圾的大爷那张脸吗？”

说完，林仲圯哽咽了起来。

看到他哽咽了，“娘希匹”塌着一张比哭还难看的脸，软了下来，说：“那我以后去厕所就好了嘛。”

接下来好像有必要来介绍一下吴钟鸣了，他绍兴人，家境很好，长得山清水秀的，说话也细声细语——总之挺招女孩子喜欢的。前面林仲圯曾经说“我是找不到女朋友的”，而吴钟鸣则相反，他是找了很多女人的。他不但长得招女孩子喜欢，还无所事事，经常上网聊天，认识了很多三本四本甚至专科院校的女生，这些女生一听网络那头是一个重点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有点晕眩的，再一看他精心拍摄，细心挑选出来的几张颇有点港台明星相的照片，一般都会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句“哇塞”。

于是一到周末，网友见面，吴钟鸣就请她们去玩，流程大概就是“饭店——酒吧——宾馆”，顶多中间哪里加一道“卡拉OK”的工序吧。所以每到周一晚上，大家就不卧谈了，专门听吴钟鸣叙述他的周末生活。我们把周一晚上的这档节目，起名为“钟鸣说事”，这档节目几乎要到持续到午夜，因为历史系的那几位要使劲地追问历史，追问最后两道工序的细节。在追问细节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泡不到妞的他们，大概会由于移情或者通感，也得到些许满足吧。这档节目，林仲圯当然是不要听的，但是他睡不着，有时候听音乐，但还是睡不着，有时候背古诗，什么“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之类的，以此来抵挡“钟鸣说事”的干扰，但人本质上还是集体的动物，所以还是抵挡不了，也睡不了，只好硬着头皮听。

吴钟鸣开始说了：“上周末我见了两个网友，星期六早上，来了一个护士学校的，长得有点像蔡依林。”“蔡依林”一出现，人们马上开始兴奋了起来，尤其是历史系的那几位，他们趴在床上，作捶胸顿足状，好像是在为护士学校那位“蔡依林”鸣不平，又好像在为自己凄凉的运命而鸣不平——总得说来就是很不平。

“我想这下有搞头了。由于是个美女，中午的时候我就带她去吃必胜客，要是不美的，肯德基就够了，你们学着点。晚上是关键时刻，关键是要把她拖到十一点以后，这样她才回不了学校了。我们去了酒吧，两个人喝了两瓶红酒，酒吧他妈的把国产红酒当做洋酒卖，花了我八百大洋。两瓶红酒下肚，我就开始动手动脚，说什么‘你真漂亮’、‘我很喜欢你’、‘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之类的屁话。这个女人的酒量居然好得一塌糊涂，我都已经头晕了，她还很清醒，说什么也不领我的情，我使劲抱着她，想去亲她，结果被她一把推开。”

“这个女的见我死缠不放，后来居然哭了，说她这个星期刚刚和他男朋友分手，现在又很想她男朋友，想和她男朋友和好之类的屁话，她还马上拿出手机给那男的打电话。我马上就知道，今晚得一个人上床睡觉了，于是马上从酒吧弹了出去，去酒吧对面的宾馆睡觉去了。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头痛死了，他妈的！”

“那女的后来怎么样了啦？”有人问。

“不知道哎，就把她扔在酒吧里了。反正我知道当天晚上‘佛达玛茨’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我也就不管她了。她好像给我打了几通电话，但我在宾馆里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见。”（这里的“佛打玛茨”是意大利俚语，意思是“推棍子”，可能是经常来我们班听美学课的那两个意大利佬告诉他的吧）

“这个混账女人，钱要花我的，吃东西要吃贵的，唱歌要消费高的，最后两腿一夹，把我打发走了。我操。后来我把她的QQ号码给删了。”

“就这样啦？把QQ号码给俺们呀。”

“你要她QQ干嘛？你小子，俺都搞不定，你就更不要谈了。星期天的事情好办多了，中午的时候，我见了一个什么职业技术学院的女的，长得一般，比网上的照片难看多了，我都怀疑网上的照片都是被PS过的，但是她穿着白色的衬衫和蓝色紧身牛仔裤，还是有点性感的。星期六的失败，已经使我饥不择食了。我们一起吃了中饭。吃完饭，她说想去爬山，爬就爬吧。但是爬着爬着，她那丰满的翘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们现在知道了吧，那些成绩差的，考不上大学的女生，身材好，样子也过得去的，还开放，就是傻了点——她的翘臀把牛仔裤撑得相当动人啊。我吞了吞口水，就把她带到了后山的一片没人的树林里去了……”

“禽兽啊，啊啊……然后呢？”宿舍里发出了凄厉的嗥叫声。

“然后我们接吻，吻着吻着，她居然自动地慢慢跪下去了……最后She gave me a really nice job。”

人们开始捶胸顿足了起来，整个寝室像一锅烧开的水。

但是很吵的宿舍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因为林仲圯说了一些话，他没有像训斥“娘希匹”那样大声地说话，而是躺在床上，连看也不看吴钟鸣一眼，他对着天花板，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说：“吴钟鸣太过分了。本来世上还是有爱情的，就是因为世上有像你这样的人。人们才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你懂个屁，书呆子，”吴钟鸣嬉皮笑脸。

“你以为你有魅力吗？”林仲圯抬起头来看着他说，“别扯淡了，你找的这些女人可以和任何一个有钱的男人上床。她们都是病人，就是因为社会上有你这样的败类？”

“滚蛋，她们是因为空虚和寂寞来出来玩的，”钟鸣说。

“你玩弄女性，就是个败类！”林仲圯提高了几个分贝。

“你们不要吵了！”我制止了他们的吵架。我知道，正如我一向坚信的一样，林仲圯总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尽管吴钟鸣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的，但钟鸣用这句话为自己的无聊和无耻辩护，那证明他是一个道德为零、智商勉强及格的小人，他的智商之所以勉强及格，那是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她们就是因为空虚和寂寞”，才被他们所玩弄的呢。而这些人，还会建立“这是因为我有魅力”这样厚颜无耻的自我意识（江浙这一带有很多大学毕业的男小白领）。而她们之所以空虚和寂寞，之所以心理不健康，那肯定不是她们自身，或者先天有什么毛病，那一定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所造成的，是一定只能在我们“黑暗”的社会中才能找到原因。

“不和你扯淡了，”吴钟鸣嘟囔了一句，又和历史系的那几位同学交流细节和“历史”去了。

林仲圯这两次训斥是大学时代他唯一两次发飙。很快，整个班级都知道了他的事。女同学们都不敢相信平时那个忠厚老实的林仲圯，居然会对室友发飙，居然会因为吴钟鸣喜欢泡妞就骂他败类——这完全超出了女同学的理解。仲圯在她们心目中从一个老好人变成了一个怪人。女同学们在谈到仲圯的时候，都会把林仲圯三个字的声音故意拖长，尤其是最后一个音，本来是第二声，但她们总是发成第三声，以一种先下后上的怪音调来结束。同样来自福建的陈玲子同学，每次说起这位小老乡的时候，都会天真而惊愕，像一个富家小姐遇到了散发汗臭的搬运工人，发出“咦？为什么会有人发臭汗呢？”这样的惊叹。不过，时间继续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在现实生活中，林仲圯当不了恶人，于是只好又回到老好人的形象。室友们要交网费、取快递、打饭、买电话卡、打开水，照样支使林仲圯来干，包括“娘希匹”和吴钟鸣，这两个家伙一直没有什么长进，整天躲在寝室里上网、打游戏、泡妞。眼看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其他的同学都纷纷找到了工作，我留在了省城一家事业单位，林仲圯则回到了福建老家当记者去了，只有“娘希匹”和吴钟鸣从来没有找过工作。最后，“娘希匹”回到了老家，找了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富婆，每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开着一辆簇新的奥迪车，像一个舞男一般嫣然而至，伊从来不带妻子出来玩；而吴钟鸣的父亲则花钱、跑关系，把他安排进了电力局，让他编内刊去了。在单位里，他很快就变成了“吴种马”。林仲圯曾经那么痛心疾首，他总是认为的“世上还是有爱情的”，现在看来，那可能是因为他小说看多了罢。比如，在同学聚会上，在一番狂喝滥饮后，“吴种马”喝醉了，就对我说：林仲圯太傻了，爱情算什么东西？我那些女人，认为她们和我之间也有爱情的，我们的同学“娘希匹”，认为他和那个富婆也有爱情的，还有其他的一毕业就被他们的家长安排好，相了亲结了婚生了子的那些同学，他们认为自己也有爱情的呀。我看，林仲圯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喽。

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的林仲圯，曾经给我写过一封很动情的信：

书楷兄：

久违芝宇，时切葭思啊。

一晃已经一年过去了。毕业会餐时，我见你哭得一塌糊涂，还倒在地上，就给你的屁股来了两脚，莫恨我。

我现在老家的××晚报当夜班编辑。晚上八点上班，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下班。白天睡觉，现在是晚上两点，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脑前，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但又怕吵醒你，就给你写封信吧。

你有自己的生活，我不属于你的生活圈子。回到老家以后，我和身边的人有着更加深刻的隔膜。我曾经尽量冷静地观察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我曾经怀疑，是不是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最后我发现，他们是错的，而我是对的。要让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厌恶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宿舍另外的那几个同学，要让我和他们一样庸俗和下作，还不如将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算了。你还记得大三的时候，从我们学校的二级学院转来的那个时髦的女生吗？她是有钱的，一进来就请我们全班胡喝海吃。后来这个请客的女的，居然一屁股坐到了系主任的腿上去，搂着系主任的脖子，要他喝酒，而系主任血红着眼睛，恬不知耻地搂着这个女人的腰，阿呀……我们班很多女生都看呆了。你看，社会正是需要这样无耻的人，而且只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只有那样的奴才小人，才能混得好，后来她不就转到我们班来了么，成绩不行，却拿奖学金。以前的我总是以为大学是神圣的，最后发现搂着系主任喝酒也可以进大学，也可以拿奖学金的。我还记得你在毕业会餐的时候公然地去调戏、嘲弄这个女生，你喝醉了，自己干了点什么是不清楚的，我却看在眼里，你搂着对面寝室的大汉，对她说：“陪我们睡觉去吧！”那个女生的脸唰地就变绿了，你却不住地笑——我想，是的呀，她既然可以陪别人睡觉，为啥不能陪你们睡觉。

我们不是讨论过祥林嫂吗，导致祥林嫂悲惨的命运的，难道不是她所处的整个时代和社会吗？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悲惨的个体，而是整个黑暗的背景吗。但是我们又如何改变这个黑暗呢？不是老虎咬天，无从下手吗。这个黑暗的背景使我总是碰钉子，也使我渐渐地消沉了下去。我有时候觉得我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在黑魆魆的旷野中，我知道光明是在很远的某个地方的，但是谁也不听我的，谁也不理睬我，反而要将我杀死。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能理解我的处境么？

我们受了很多教育，我们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高尚什么是无耻的，但是一实际行动起来，就完全相反。那些家里有钱有势、成绩很差、吊儿郎当的人，往往混得很好。而那些办事认真，兢兢业业的人，却总受人排挤，活得很凄惨。

书楷，不要笑我的想法，我太孤独了，单位的人让我上夜班，可能是为了不和我打交道吧——那最好，他们是不理解我的。

你要好好生活！

                                                            林  顿首

××年×月

大学毕业以后，班上曾搞过四五次同学聚会吧，林仲圯一次也没有来。渐渐地，他又成为了一个墙角，一个脸盆架，那些在省城上班的同学们再也不提他了。

有一年的国庆节，我出差去苍南，就想到了林仲圯，他就在离苍南不远的福鼎，我决定去看看他。到了福鼎，给他打电话，说不在单位，在乡下，要我在报社门口等着。于是我问传达室的大爷借了点开水，借了张报纸，坐在不远的一条石凳上等他。已经过去四年了，林仲圯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的小平头、黑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厚厚的眼镜片，如同墨晶一样的眼睛，和一口形成鲜明对比的白牙，怎么样了呢？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取笑他的黑脸和白牙，说天一黑，林仲圯整个人就可以简化为一幅牙齿……在这样遐思中，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书楷！”

我抬起头，看见他从一辆车里笑眯眯地奔出来，扑过来，一把将我拽上了他表哥的车。他的家，如他多年前给我描绘的一样，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房前两株海棠，房后一条溪流。若干根水泥柱子插在水里，房子就竖在这水泥柱子上。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他母亲已经在厨间里烧饭了。窗外的溪水琤瑽作响，远处夕阳的余晖涂抹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涂抹在高耸的野芦苇上，涂抹在水里展翅的水鸭上；更远处的村庄，袅娜的炊烟已经升起，晚霞贴着屋顶变化着，遥远地，十分遥远地……传来细微广播的声音。更遥远的，就是山脉那淡薄的轮廓了，垭口的中间恰好落着一个正要拂袖而去的夕阳。晚饭后，我们就坐在他家的水泥楼顶，一边喝着冷冻的啤酒，一边听着那湍急的水流。这就是多年前他向我描述过的山里的深秋。吹着晚饭，我们本来想好好地聊一聊这分别的几年，但是兀地一声鸟叫从山间传来，此后我们就自顾喝酒，再也不说什么话来了。是的，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言语了，这是一瞬间，却也是永恒。那冷峻的明月，雾气弥漫的群山，广阔的溪流，它们难道不是已经超越时间而亘古不变了么？我们沉默，我们“心如死灰”，就是为了摆脱这作为人生之束缚的时空。那明月和群山带给我们的愉悦感消失了，我们和宇宙的秩序达成了一致，胸中的造化和萦回的万物，一齐挣脱了时空，还给了宇宙。这大概才是林仲圯说的“山里深秋夜，萦回万物悲”吧。

那些天，仲圯的父亲不在家，仲圯的母亲是一个矮小的妇人，当我们坐着喝茶，她总要站在仲圯的背后，甚至还要悄悄抹泪，原来仲圯一直找不到老婆，吴钟鸣的预言居然灵验到了今天。

仲圯说，他同事曾经帮他介绍过一个女的，她在北方读了大学，后来回到家乡工作，两人本来聊得挺投机，眼看事情就成了，那女的因为林仲圯在城里没房，住在狭小的单位宿舍里，不同意结婚，不了了之了。

仲圯苦笑着说：“没有积蓄，靠我自己的工资，哪里能够买得起房子。”

我说：“最近这几年，这儿的房子也那么贵？”

“是啊，我们这儿也开发了。大城市里搞房地产成本高，有一些房地产商就来小城市搞了。我知道的，小城市好疏通，好办事。先搞旧城改造，造一批新房，旧房拆光，住旧房的人先住到新房去，旧房的旧址上建更多新房。开放商和政府一联合，要买房就只能买新房，没有旧房了。”

“嗯……”

我递给他一支烟，两个人开始抽烟。他继续说：“其实新房也没有。前些年从温州那边来了很多所谓的‘太太投资团’，房子没开盘，那些好一点的房子就被这些太太预定了。她们有钱，一买就是好几套，有的定了十几套。开盘后几天，这些原本的新房就变成二手房了。”她的母亲紧锁着眉头，给我们烧开水去了。

“这个时代啊，女的都太现实了。我现在已经饥不择食了。哈哈。”

我说：“慢慢来，总会有的，房子以后怎么解决？”

他说：“唉……我爸妈东拼西凑，给了我五万块，等几年先付个首付吧，然后我们吭哧吭哧地干一辈子来供房喽。”

与故人的见面，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第三天，我辞别了仲圯和他母亲，谢绝了仲圯的相送，从他的家乡直接坐车走了。

“吭哧吭哧地干一辈子”这句话，就像一根燃烧着的皮鞭，发着噼啪噼啪的声音，抽打着我记忆中那个黑瘦的林仲圯。难道这就是林仲圯的最终结局了么？那个拉着我去吹冷风挨雪粒子的少年，那个告诉我文学只有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只有在与冷酷的现实的摩擦中，才能发出光来的人，难道最终就是这个下场了么？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勇气继续下去了。辗转难眠的夜是很珍贵的。在这样的夜里，想起林仲圯，总是让人更加清醒，更加辗转难眠啊。

我小心地推开窗户，天上没有一颗星，是的，一切都没有变，没有一颗星。

“老魏屁，过来坐一下！”她说。她已经不像我记忆中的那幅图像，她已经有点老了，她坐在家门前。

走近了，看清了，由于面瘫，她一边的脸部肌肉不停地抽搐，二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变，一样的衣衫、一样的低矮住房（门上写着“月明辉照”）、一样的掉了漆的板凳。唯一变化的，是那张过去红润，现在蜡黄的脸。

“你儿子怎么样了？”我问。

“在新房里，”她说，“和老婆住一起。”

“噢……”

“你还在念书吗？”她说。

“哎。”

“念了这么多年了，不要念喽。”

“快毕业啦。”

“早点赚钱。”

“嗯。”

“这里没有变过嘛，”我说。

“本来住新房，后来儿子结婚了，他们住了，”她说。

我准备洗手，但是水龙头不出水，问：“怎么没有水？”

“是的是的，村子里的水管冻住了。”

“啊，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我已经两天没有洗脸了。用的水都得拿着水桶去隔壁村拎，每天早上拿一个桶去，现在大家都这样。”

“什么时候会好？大队里不管吗？”大队指的是村委。

“不知道啊，大队里什么事情都管不了。”

“为什么？”

“前一届村委书记，卖地卖了三十多万，好了，不知道怎么样就用掉了，人也住到城里去了，现在新选上的干部手上什么钱也没有，还要经常被别人骂，上次开党员会议，据说被骂得狗血喷头。”

“原来打的井呢？”

“是啊，村里已经打了五口水井了，现在一口都没有水，又要去塘堰那里去打井，那里旁边就是倒垃圾的地方，塘里都是死鸡死鸭，这种水能够喝嘛？本来没水可以去塘里洗衣服，现在哪口塘不臭类？有的塘好好的被填平造房子。”

“……”

“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村大队里每天要我们装自来水公司的水管，水直接从水库下来，但是每户人家要2000块钱，而且材料还要自己买。你说，我们一年到头什么钱也剩不下来了呀。”

“日子越来越难过？”

“是的，越来越难过了。”

“我记得小时候自来水哗啦啦的嘛。”

“你小时候，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从家里走出来。

“茶泡一杯喝喝？”

我摆手。

“老魏屁，上次你妈给我的裤子还真合身，是你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啊。”

“嘿嘿。”

“你腰身多少？我再回去找找。”

“算了吧！”她睃了他一眼。

“算了算了，”他也这么说。

“真的算了。你不要麻烦了。”她这么说。

我站起来，说：“我先回去了，爸妈还等我吃晚饭。”“再坐一会，还早。” 我走了十几米。“算了算了！”他们一起喊。

芡塘的故事

年末，我终于回到了故乡。在一个太阳又高又冷的下午，我驾车去看望那留下无数童年回忆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做“阡村”。古人用“阡陌交通”为之命名，那是因为从这里，可以通向四面八方。到了田间。那里的荒草已经被烧掉，冬季已经查封了原本生机黯然的田间，一条簇新的水泥马路通向其他村庄。

走上一条泥路，我想看看最远能到哪里。三国时有一个叫阮籍的人，据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我的理解是，如果真要“恸哭”而返，那一定不是路的原因，而是时局过于黑暗的罢。

果然，车迹穷。我下车继续走，上了一个土坡，看到了一口湖和远处的一排红瓦房子，湖边密密麻麻地树着形同枯槁的芦苇，湖面上长满了腐败的水草，水草密集处，已经是赭石色，湖的中间，则是惨绿。忽然又看到了一间早已经被荒废的、砖头砌成的小屋，北风在屋里呼啸着。小屋开始让我有了一点相识的感觉，这难道就是从前的“芡塘”？

是啊。这口已经散发着腐朽的臭气的湖泊，就是多年没有去看望的“芡塘”！

大概十几年前，芡塘长着荷花，湖水碧澈，湖里长着青鱼、草鱼、鲢鱼、鲤鱼、鲫鱼。夏日的黄昏，人们做完农活以后一头扎进水里，纾解一天的疲乏；或者，在农闲的时候，搬一条凳子坐在湖边钓鱼。一种方法，是搓揉一把青草，钩在鱼钩上，不一会，就可以看到水面有一条草鱼挣扎着，没有浮标，只有一根竹竿、一根鱼线、一个鱼钩、一把青草，就可以钓起草鱼；至于鲫鱼，那要复杂、斗智斗勇得多，蚯蚓串在鱼钩上，盯着浮标，浮标一上一下的小规模抖动，这就是鲫鱼来了，小规模抖动为第一步，鲫鱼的第二招，就是佯装上钩，其征兆就是浮标忽然下沉，大多数钓者这个时候已经沉不住气，甩起钓竿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没有经验的人这个时候已经向旁人抱怨了：“明明已经沉下去了，这个时候不甩杆，鱼钩很快就被吐出来啦！”鲫鱼的上钩在第三步，这个时候，鲫鱼试探得厌烦了，就一口咬下，之后的现象就是浮标往上串，因为“鲫鱼上钩是往上游，而不是往水里钻的”。看来，鲫鱼的肉味固然最好，但钓法也是最复杂的。八十年代的芡塘还是集体所有，本村人可以随便钓，不过别村人可不行，但是即使不行，晚上的时候也有别村的人蹲在岸边，用夜光浮标，在悉悉索索、鸟鸣虫叫的夜里钓鱼。据说，芡塘的草鱼最好吃，后来我知道“芡”是一种水生植物，于是一直以为草鱼是吃“芡”而长大的，所以肉味格外鲜美。我们的烧鱼很简单：洗剥干净，切成大块，用清水、生姜、料酒、红糖、酱油，中火炖熟，最后撒上小葱出锅。“芡塘的草鱼”是不是真的比其他草鱼好吃，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俗和传说。而习俗和传说，对于年少的我来说，是最直接、最容易理解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草鱼”指的只是芡塘的“这种”鱼。如今的我还十分怀念那道“炖草鱼”，第二怀念的菜也和芡塘有关，朴实一点说，就是“黄鳝炒甜椒”。黄鳝的钓法很区别于鱼的钓法：用一根劈开一半的竹片，上面捆着铁质的长长的钩子，钩子上吊着蚯蚓。在稻田里、池塘边的泥土里、河岸上，到处都是黄鳝的洞，把钩子放进去，油头滑面的黄鳝很快就上钩了。这些油头滑面的朋友，一般说来都精明过头，“迂气”太重，咬住之后就再也不松嘴了。需要注意的是，拆下钩子的那一刻是这位滑腻腻的朋友逃跑的最好时机，因为即便被用力捏住，这位朋友还是可以逃窜的。这个时候，只要在手上握一把干泥，或沙子，或稻糠，就可以防止它从手中脱逃了。我脑海中的黄鳝标本，是一条在芡塘边上被我的堂哥钓起，身子有茶杯那样粗，后来当然也成为了下酒菜的“那一条”。那道菜是很简单的：把黄鳝切成鳝段，放入笋干、红辣椒、甜椒、啤酒，之后红烧。

在山川湖泊没有被私人承包，仍然属于大队所有的时代，人们可以在那里钓鱼（却永远钓不尽），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那里游泳和洗澡（在水里就不愿意上来）。少年们，是不必，或者很少去田里劳作的。于是暑假一到，他们就在田间里消耗那过多的精力：先捉田鸡（也就是青蛙，但背上虎纹，呈灰色），弄死，然后绑在绳子上，绳子绑在竹竿上，在“革命草”（又叫水花生、空心莲子草，流传于上海浙江一带，日军引入中国，本想用来喂马，后发现有毒）或者荷叶之间上下甩动，这是让已经死去的田鸡继续蛙跳，很快，就有牛蛙将其一口咬住，然后坚决不放，这些牛蛙朋友很像对利益咬住不放的犹太佬，它们直到被装进编织袋才会松开嘴。牛蛙们很重，吊在空中就像挑起了一坨热烘烘的牛粪。田鸡们除了用来钓牛蛙之外，还可以用来吊无毒的水蛇，肚子上穿着黑红相间条纹背心，背上则批着黑色披风的水蛇，和牛蛙一样，也是被装进编织袋后才松开嘴。还有一种毒性不太大的蛇，叫做蝰蛇，棕灰色的体背几近于泥土，这种蛇，孩子们是不敢擅自活捉之的，即便遇上，也是一场猛烈的遭遇战——蝰蛇基本在两米开外就被孩子们用竹竿或者石块弄死了。这种蛇，如果被孩子们的父亲们遇到，那是很可能被活捉的。用来下酒，用来浸酒，用来卖给别人下酒或者浸酒，都是很不错的。野生眼镜蛇也有，很少，我没有遇到过。倒是在一位养毒蛇、卖蛇毒的小学同学家里，只见这位同学一把就拿住了眼镜蛇的三寸，蛇自动张嘴，他另外一只手把一个试管伸到蛇的上颚下面，两只手一起用力，“呲”的一声，毒就出来了，蛇被解除了武装，很快就蔫了，于是只好回到蛇笼，争取东山再起——我和他是铁哥们，但我从来不和他握手。汗流浃背之后，就脱光，就跳进芡塘去。少年们是很喜欢“芡塘”的，因为水很清凉，而湖中间的遮天荷叶又挡住了酷热的阳光。我的水性很不好，但是勇敢，赤条条以后，经常是先跑开二十米，高速冲入水中，之后晕忽忽地浮上来。电影看多了，少年们喜欢在跃入水中之前喊几句烈士在就义之前的台词，比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然后“硼硼”四处溅水花。我经常注意围墙上的标语，就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有的，喜欢模仿瞎子，先闭上眼睛（其实也瞄几眼），跌跌撞撞地走到湖边，表演“瞎子不小心落水”的人间惨剧。那个时侯，莲蓬都长在中间，水性好的，都去中间摘去了，水性不好的，就蹩在旁边。人们可能会这样想，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个都又野又疯，其实少年时代掏鸟、杀生、捣乱、打架，这里磕伤那里乌青，恰恰是健康的。在少年时代就把这些动物性挥发殆尽，这样的人，在年长以后，会有健全的世界观。你看三鹿集团的老总，动物性在少年（女）时代没有挥发干净，最后摇身一变，直接变成了三聚氰胺。

芡塘是有水鬼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经常在小酒馆里喝酒的老人告诉我的，他戴副老花眼睛，经常和我下棋，一边下棋一边哼着婺剧的段子，他那老奸巨猾的下棋方式战胜我横冲直撞的走棋风格真是易如反掌。最让人光火的是：他把我的棋子吃光，只剩一个“帅”，然后在我的“田”字中间放一个“马”，他走一步車，我的帅就不得不走一步（要不就死了），他又走一步，我又走一步，旁边的人都大笑了起来，他捻着胡子，咪着烧酒，一脸严肃地说：“这叫‘磨麦’。”兴致好的时候，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中最惊心动魄、最寒气逼人的，就是芡塘水鬼的故事。“芡塘有一个水鬼，我二十来岁的时候看到过，它生活在水底的泥里，有的时候要上来嬉的，样子很像猴子，有很多毛，很瘦，但是两只胳膊很有力气。你要是被水鬼缠上了，他就使劲拉住你的双脚，往水底里拽，等到你没有力气了，他就用泥土堵住你的耳朵、鼻子、嘴巴，你就再也上不来喽……以前有一个人，在岸上看到了他……”他的语法，是直接把“你”放在场景中，这种恐怖让人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一闭上眼睛，那些恐怖图像就会忙不迭地涌过来。

后来，我大伯曾经承包过几年的芡塘，用来养鱼。承包的那些年，芡塘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荷叶啊莲蓬啊被除掉了，钓鱼的人渐渐少去（那些带着麦秆编成的草帽，教给我很多东西的兄长们似乎很少再见了）。湖边还造了黄泥红砖搭成的两间看护人住的小土屋，其中一间为厨房——每天必有鲜鱼吃。总之，往日的田园风光渐淡，不过，即便这样，芡塘还是很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已经和湖水、荷叶不再有太多的关系。

到了夏天，小土屋自有别用。灌溉季节的夏天，人们要把芡塘掘开一个口子，用来灌溉水稻和甘蔗，但是芡塘所处的位置，却在这个村的农田和另外一个“杨村”的农田的交界处，所以，在真正需要水的那些天，为了防止别村掘开芡塘偷水，在这里专门派一个守护是很必要的，守护的人的原名已经没有人记得起了，他的绰号叫做“老木头”。“老木头”这个名字很好，在语言的准确性上，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会弄错的（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人物的绰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木头曾捉了很多黑蚂蚁，烧熟、吃掉，之后人就变得有点傻里傻气了，他的个头很高、块头很大，岣嵝着背，说话夹着口齿不清的“呲呲”声，所以到了四十岁也没成家——他的母亲已经放弃了为他找妻子的念头。这样的人是看护芡塘的最好人选。

风从甘蔗林里吹来，那是属于亚热带，属于丘陵地带的风，风让甘蔗林凹陷进去，又鼓胀起来，每一次运动都夹着着沁人心脾的凉意。在这凉意中，天已经渐渐地黑了下去。老木头就坐在小土屋外面抽烟，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不敢有一刻的放松。

第二天早上，老木头醒来，发现芡塘的西边的岸被掘开了一个口子，那些水，一直流向隔壁村的稻田，他口中哇啦哇啦地叫着，自己迅速把口子给堵了回去。

“老木头，怎么回事啊？！”人们愤怒地质问他。不过老木头一言不发，搂过人群中的一个孩子，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孩子马上笑了起来，唱了起来：“老木头，打酱油，瓶跌落，脚划破，日子总是不好过”。人们也笑了。是啊，老木头的日子总是不好过。

“今天晚上一定不能睡觉了”，他这么对自己说。夜晚，和着蛙叫和虫鸣，和田间的风，老木头又渐渐地迷糊了，眼睛渐渐地闭上，打开，又闭上，又打开。

“谁？”他吼了起来。

芦苇丛了传来丝娑丝娑的声音。

老木头冲了过去，一把揪住其中的一个头发稍长的小年轻，一巴掌就把他打到了地上，另外一个年纪稍大的汉子用锄头把打了过来，老木头头一歪，锄头把结结实实地打到了他的头上，老木头发出一声低低的咕噜声，就倒下去了。

半个月后，他出院了，但是脑袋剃成了沙和尚的样子。他应该很高兴知道一点，那就是后来隔壁村再也没有来偷过水，而芡塘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养育着稻田和甘蔗们，他也许不知道，正是因为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本村的人们在晒场上连续地看了五天的电影——隔壁村出的钱。

“老木头，打酱油，瓶跌落，脚划破，日子总是不好过，”这段口令我也会唱的。

到了初冬，芡塘的水势明显低下去很多，塘里的鱼也终于长大了，于是大伯决定把水抽干，把鱼抓上来。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有十台抽水机一刻不停地抽水，在轰轰隆隆的声响中，我躺在一个“棱角桶”（用来给摘棱角的人划的大木盆）里，无忧忧虑地漂浮在水上。整个黑夜都被小太阳灯照得哆嗦了起来，本村的小伙子们围聚在河岸上，他们抽烟，他们轻声地聊天，他们用拳头擂旁边的人，还有的在检查抽水机，往柴油机里灌水降温；有的已经穿好了抓鱼用的橡胶裤，正把破烂毛衣往裤子里塞；有的把一个个木桶从手推车上取下来——他们正在为了黎明水干涸的那一刻做着精密的准备。

在初冬凌晨冷得像玻璃的空气中，我漂浮在湖面上，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去参加另外那些健壮、能干的小伙子的事业，我依偎在芡塘的怀抱里，仰望着头顶上什么都没有的夜空，渐渐地睡去了。待到黎明……

醒来！那是一幅多么壮阔的景象啊，我的“船”已经搁浅了，无数的鱼儿，在黎明的红色的光下：那些大鱼们，跳跃、挣扎、扭动、逃窜着；那些个头稍小的鲫鱼们，则只好相濡以沫了。而那些健壮、能干的小伙子们，脸上都是泥巴，他们在朝霞中欢呼着，一个个拖着硕大的木桶，吧唧吧唧地在泥泞中行军，他们把脚下同样泥泞的鱼儿捉起来，扔进木桶中。“嚯！这条块头大。”有人这么喊着，只见他两只手举着一条一米左右长的草鱼，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他。“那里还有红鲤鱼！”这是一条在泥浆中打滚的大红鲤鱼。“我来抓！”这是一个精瘦而有力的人，他一下子就把手指抠进了鲤鱼的嘴，然后把手指弄得像一个鱼钩，一下子就把鱼捉到了桶里。这个时候，只见从岸上又下来四五个青年人，手中拿着叉子，他们的工作是在靠近河岸的那一带捉鳖。他们四个人排着一排，然后用叉子来试探沙土下面有没有鳖，叉子有规律地发出“沙沙”的声音，不一会，一位有着红彤彤的脸、浓黑眉毛的年轻人手中的鳖叉发出“咯噔”一声，其他三个人马上会了意，这下面有情况。他们使劲扒开沙土，很快就捉住了一只两斤多重的鳖，那个浓黑眉毛把这个家伙放在竹篓里，对着正在那里把整桶的鱼往岸上拖动的大伯喊：“一只！”大伯的酒糟鼻欢快得扇动了起来。

那样的场面，让我想起一幅幅真诚而不固执、有力而不粗暴的木刻画。

这是我最难忘的黑夜和黎明，冬日的冷的黎明，冬日的静的乡村，冬日的红的朝霞，和那些欢腾的人、同样欢腾的鱼儿，这些不可多见的因素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了一起，生生地将我溶化在那样耀眼的时空中。

芡塘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呆呆在站在如今已经发臭的芡塘边，感觉就在凭吊整整一部过去的生活（这叫做岁月）。不久，我想要回去了，这个时候从远处远远地开过来一辆车，下来几个带着鱼竿的钓友，其中的一个见到我，马上打烟，然后问：“老板，能不能在你这里钓下鱼？”

我说：“你说芡塘吗？”

他说：“不是。芡塘早就什么鱼也没有了。我说是那上面的那一口。”

我问：“那不是我的塘。芡塘怎么会没有鱼，以前很多的呀。”

他答：“喏，你看到那边那排养猪场了吧，前两年猪肉涨价的时候盖的，这些狗养的村干部居然同意他们把猪粪直接排进芡塘，他妈的肯定受贿了。”

“你哪人？”“阡村。”“我也是啊……”

……过去的芡塘和过去的“他们”如胶似漆。

是的，在过去的时光，有我的芡塘。

前两天的《谈碟》拙文的最后写到了意大利电影《最美好的年华》，写完之后去宁波理工学院出差了一趟。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又被一群催人泪下的宁波理工学院的教师围绕着，天气很冷，外面漆黑，连我最喜欢的牟山湖也看不清楚了。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诗人老大哥韩星海曾经写到杭州的“耕读人家”——“店已关门，废田上的草却长高了。林子里万蝉齐鸣，似置身于棉纺厂”，——诗人的优点，就是：语言毫无保留、语气负有使命感，把情的多和语文的丰富巧妙融合。当时我也很想“拉扯出”几句诗歌来，但是由于车厢里过于黑暗，而宁波之行又有点庸俗，所以什么也没有拉扯出来。

于是又想到了这部电影。

另外附带又想起了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弟弟尼古拉的自杀。一个晚上，弟弟参加完了幸福的家庭聚会，回到自己的小屋并打开窗户，外面是庆祝新年的焰火，焰火灿烂，且洋溢着不思进取的浮华欢乐。弟弟自言自语了一声“新年快乐”，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然后又想起了另外一点，什么是人身和人的理性的关系呢？

电影里面弟弟的自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人的身体要求活下去，就像每一株植物都要以各种方式活下去一样，而人的理性却告诉人，在解决了人对心灵所提出的那些极端困难、可怕的问题（怎么办？怎么生活？面对着恶、死亡、荒谬、愚蠢的时候我该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之前，“我没法活下去”，至少“没法这样活下去”。

不过，这种对立在很多人那里是非常模糊的，特别是在被荒淫无耻弄得极度愚蠢的人那里，在那些被一丝一毫的利益所诱惑的人那里，最后在那些虽然理智正常但是由于缺乏反思能力显得更加丑陋的人那里（我们不要求动物去反思，所以动物是可爱的），这种对立是不明显的。人的自杀，是精神上的纯洁度导致了这个矛盾的不能解决，是人的最高特性在他身上引起了不能忍受的痛苦，人只能砍断自己生命的那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这种矛盾是由理性和反思产生的，如果抛弃这些东西，人也许也是“幸福”的（犬儒、逍遥、懵懂），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种。

谈碟

为了照顾那些并不熟悉的看官，也为了能够在以后所有的文章里一劳永逸地使用“李兄”以及“李老师”这两个概念，我先把简短地做一个界说，就像在要推导定理之前先把公理摆摆好：李老师是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他喜欢“李兄”这个名称。大凡学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的导师，但是对于李老师这位真正的导师而言，我们的一切评价都显得过于羸弱。

不久前，在师母的“神龙富康车”里，李兄说：“以后师母的车退休了，要好好地收藏着，这辆车的地位太高了！”

我说：“我的理论是。只要有人问什么车好？我就说师母的车最好。我们对师母的车感情深。”

李兄：“这辆车几乎可以和老毛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享受同一个级别了。”

我说：“多少学生在这里受了教育啊……”

多少学生在这里受了教育啊……简短的一句话，浸染了多少学生的感激，浸染了多少李兄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对我们的期望，浸染了多少次被身为驾驶员的师母的亲切善良、无忧无虑所打动的美好场景。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像，后车厢是学生，师母在开车，李兄坐在副驾驶位置吸烟，学生为了听李兄的教导，一齐把头伸向副驾驶。这样的场景，多么令人难忘，多么催人奋进，多么阳光灿烂。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组雕塑，是鲁迅和一群青年木刻艺术家在谈话，鲁迅抬着下巴吸烟、微笑着说话，青年们或思索、或微笑、或皱眉，总之在进步。

另外一个青年叫张炯，还有一位青年叫若维，但是后者现在云南，这样的机会很少。我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很多，还有一种，就是一起看碟片。看的碟片基本由李兄推荐，可怜的李兄为了陪学生们或朋友们看碟，一张碟片他都看过若干遍了。看碟片，可以在张炯家，可以另外一个青年——董林群家，也可以在李兄家。印象深的，是一个初夏之夜，我们在张炯家里看《纳粹十六死士》，那一晚我们都无比兴奋，我们师徒三人整夜整夜地谈文化、谈价值、谈意义，第二天早上在细雨中睡了四个小后又醒来，又围着桌子，我们继续接受李兄的教诲，受他的熏陶。那些时候，我们的理智敏感而狂热，在李兄的分析下，一个个问题变得清澈和明白，智力和判断力的盛宴让我和张炯忘记了时间和疲惫，我们似乎触摸到了真、善和美。印象最深的，是在李兄家里看电影《机密》（又名《风从东方来》），喝李兄从临安买来的白酒，那一夜，我们也如同在张炯家一样，在欢乐和丝丝入扣的教诲中忘记了后来晨光的到来——像一首诗：醉酒后的清晨……他扶起大地，窗外是遥远、光明的天空，一个绝对幸福的人！

为了不让如今身陷云南的若维老兄捶胸顿足，我决定暂且“带住”，不炫耀这些回忆了。

李兄陪我们看了那么多碟，在需要针对电影讲授一点什么时候，他总是按暂停，所以每次一到李兄拿起遥控器，我们马上把七歪八扭的姿势调正，就像老师一进来就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在这些“暂停”中，如同在师母的车里一样，我们学到了很多。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蕴含在那里的意味，都清楚了起来。我们终于学会看电影了。

谈碟之前，还要再啰嗦几句。一是张炯，浙江大学的这位智商很高的博士生，由于学分的原因，失去了今年6月的答辩机会，延期到现在，还没有毕业，我遇到他向我聊发“白驹过隙”之感慨的时候，总是谑他：“你不是很想晚点毕业嘛，可以不必回宁波，可以逃脱老婆的利爪”，他总是呵呵乎不置可否。最后说一句：“也该毕业了呀。”如今这两天他正赶往北京见著名学者，商量一起修改博士论文，临行前他发短信给我，说这次去北京要去见两个人，老聂和老崔（唯一两个在这样一个大搞商品经济的时代还能够直直地在站着的，聂卫平和崔健）。我给他回短信说：不要美化自己。

最近一个月来，张炯突然决定要收齐他以前看过的所有好片和据网上评论分值很高的“好片”，一个月来，大概总共买了三百多张DVD，但是据说还没有把他的list上列出的所有片子收全，据说还剩下《疯狂的贵族》、《大眠/夜长梦多》、《秘密》、《雷玛根大桥》、《漂流芳心》、《娜塔丽》没买到。买碟的地方，一个是电脑市场、一个是杭州著名碟商兼美女老板娘那、一个是淘宝。当然，他在中间那家买得最多。看到张炯忙着忙那收集DVD的快频率，我也发生了共振，也开始通过上面的三个渠道买碟了。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买碟的事情，即使不聚在一起，他的人也似乎整个地被碟片所占领了。比如电话打过来问：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看《鲁迅传记》，他马上说：谁拍摄的？——鲁迅传记片一直没有人拍过，因为时下所谓的“导演”们除了拍些落后的中国去领奖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才能了。

接下来就简单地说说一些我们都买了的，值得一说的电影吧。

《幸福的黄手帕》

自从李兄曾经举办过“重温《寅次郎的故事》”的活动后，和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有关的电影成了张炯的头号通缉碟，比如《母亲》、《幸福的黄手帕》、《黄昏清兵卫》、《武士的一分》等。日本电影，他还买了《砂器》、《远山的呼唤》、《人证》，以及另外一个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一些山田洋次的精神的导演今村昌平的两部片子：《鳗鱼》和《赤桥下的暖流》。而我由于对产生过很多优秀日本电影的“松竹映画”公司有着概念上的推崇，最近又买了一部尽管很差但也差不到哪里去的电影《东京塔》，说是根据日本最近的一本小说改编的。

李兄早就说过了，山田洋次是一个竭尽全力把日本的美和动人表现出来的导演，是一个热情地讴歌日本的导演，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就像以前中央台放映的《寅次郎的故事》，我基本每集都看，尽管说不出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却不知不觉地被山田洋次所呆的那个小镇所吸引，不知不觉被寅次郎的运命所吸引，也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了有点反动的看法：那个日本的小镇多美，那些日本人的性格多么朴实、乐观，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这些平凡的人，却有着纯真、善良的心灵。片头的话永远一样：“我生长在东京的葛饰柴又，是帝释天的水把我养大，我姓车，名寅次郎，人们都叫我疯疯癫癫的阿寅”，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就马上霸占好电视，脑海里浮现出葛饰柴又的二层木屋，浮现出在火车上看到的日本乡村青葱的景色，耳朵里漫迷开那幢木屋的上面传来隐约的吉他声。好了，一个优美、善良的民族的形象已经被塑造好了。这种形象深入了人心，导致人们在谈到日本的时候，不但会想到狗唧狗唧地被一颗八路军的地雷一炸四个日军一起飞起来的场景，还想起了另外的东西；导致人们在看到日本人的时候也不仅仅会想起喊着“八格牙鲁”满脸横肉的日本军官，而可以在理论渗透观察中观察到另外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田洋次塑造了自己民族的形象，而我们又爱看他的电影。老调重弹：形象是需要塑造的。不要去看“日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而是去看他们“给我们看的什么样子”，我们由于看到了“给我们看的样子”，以后就真的只能“看到他们给我们看的样子了”。

刚才谈到了山田洋次的功绩，还要补充一点，山田洋次在日本是最深入人心的导演之一，这证明日本人的心智比较健全，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另外一个导演叫今村昌平，继续了一点山田洋次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忠诚，却整天拿电影去评戛纳奖。《鳗鱼》和《赤桥下的暖流》两部片子，景色还是优美的，拍小镇风光和乡村美景的技巧大概学自山田洋次吧，但是人物却已经变得虚无，相信看过这两本片子的人应该都能理解这一点。看来日本导演也在走下坡路哩。

这个时候也可以说说《东京塔》了，这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片，电影一开始就动情地展现了九州岛上的一个矿区小镇，它尽管看上去落后、斑驳，却布满了幸福的少年和住民们，展现了一种牢固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很人文的导演。什么是人文？尊重人的幸福！指导人们获得幸福——这部电影只做到了尊重人的幸福，指导人的幸福则需要更大的责任感。“人文”从一开始就势必要和人打交道，而不是摇身一变成为“学术成果”而束之高阁。什么是幸福？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类已经追问了数千年。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做“小市民”是肯定远离幸福的。我认识一个医生，和陌生人稍微熟络一点以后就问“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股票投了多少”，“开什么车”，然后和自己的多大多少什么车比较一下，如果处于劣势，就污着脸，如果处于优势，则略显满足。一个人的快乐与否被“多大多少什么车”所决定，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现象之一了吧。

日本的优秀电影一定把目光投向大海、乡村和山脉和古老的日本传统。因为日本的导演们太清楚了，所谓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是不幸福的。所以《幸福的黄手帕》里面那辆载着美女和高仓健的小汽车一定要奔向北海道，所以《人证》的导演一定要把他最动情的部分放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让草帽飘荡在清晨的山脉中，而且要让草帽被朝霞染红……

《爱情重伤》

爱情重伤是法国著名女星比诺什演的。多年前看过，现在买了一张。李兄曾经把里面的和儿子女朋友偷情的父亲看着发现他们偷情的儿子从走廊上垂直落下的场景当做“残酷而温馨”的典范。关于这部电影，就让李兄和正在开车的师母来说吧。

师母：“比诺什这个女演员，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看她整个形象长得很硬的嘛？一点也不性感。”

李兄：“那，还是性感的吧。”

我：“不怎么性感。”

李兄：“《爱情重伤》这部片子好啊，它让我们深信一点，人生太美好了，人生多么值得留恋。”

我：“残酷而温馨？”

李兄：“是啊。不过我说的是人生本质上值得我们留恋，你想想，我们留恋人生肯定不是因为人生有意义，更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吧，但我们还是留恋。”

我：“是不是首先要把那些唧唧歪歪的让我们留恋的所有原因，什么女人啊，美好啊，全部抛弃光，剩下的才是我们留恋的东西。”

李兄：“人生的残酷而温馨，让我们留恋。这种温馨说的不是你的那些师姐们留恋的郊区的别墅啊，玫瑰花和红酒啊，这样就小市民了，它必然地和残酷在一起，就像整个都冻住了的世界里的一丝阳光。”

师母：“看来我的文化不够高，我不能理解你说的。”

李兄：“哈哈。”

《爱情重伤》最残酷而温馨的一幕，在我看来，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男主人公被这个女子搞得七零八落以后，隐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小镇上，他疲惫、潦倒、贫困、肮脏地坐在椅子上，一道阳光投射在他面前的墙壁上，上面挂着一幅像墙那么大的照片：他、比诺什、他儿子的合影。照片中的比诺什，嘴角泛着一丝嘲讽，目光坚定、不俗，像一个从来不该生活在世上的天使。

一头倒向残酷，人容易被毁灭，一头倒向温馨，人容易变愚蠢。只有两者在对立的统一中，才是健全。我曾经引用过刘白羽的文章，他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和战士们一起趴在雪地上，早上起来，冰上就有了一个人的印痕，在渡过了又一个寒冬的夜晚以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白日的朝鲜山岭上满覆着银白冰雪……”

《地下》、《马拉多纳》

都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的电影，尽管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消失了。

前段时间偶尔在特价书店里买了一本昆德拉的《无知》，后来不知不觉就看完了。是这样的，昆德拉不写捷克，他就会难受得要死，正如浙大的蔡天牛教授不写国外，他也就会难受得要死一样。

这也是库斯图里察，如果不拍南斯拉夫，他就会生理上感到难受。

对于电影中的南斯拉夫人，我想再说几句。这里没有虚假的人性，他们表现他们自身，而不是表现人性。库斯图里卡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南斯拉夫人神勇、欢乐、追求幸福，这才是南斯拉夫人的灵魂，他们超越了痛苦和欢乐（不是说他们没有笑容和泪水），欢乐的时候则饮酒作乐，痛苦的时候也不咀嚼那小小的悲愤。人性这玩意儿的虚假在于，它貌似是用来指导生活和行为的东西，貌似是人的本质，实际上却刚好倒过来，如果有人性这种东西的话，一定先是人们如何生活（而且当时的世界一定导致人们会那样生活），才有如何的人性，所以人性是一个废品。高尔基曾经为了写《骑兵军》的巴比尔与骑兵军的领导布琼尼论战，布琼尼不满于巴比尔把骑兵军的野蛮行径写于纸上，高尔基说：“你错了，亲爱的布琼尼同志。巴比尔写出了骑兵军神勇而高贵的兽性，这让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爱上了骑兵军和他们的事业。”对啊，骑兵军就是如此这般生活，承担如此这般的使命。一切的唾沫，都过于无能而廉价，其中最廉价的，就是说人性的唾沫。

《马拉多纳》就不说了。大伙去买吧。

《最美好的年华》（又名《灿烂人生》）

这部片子很长，有六个多钟头，讲的是一对兄弟，时间是从1966年到2000年。导演是Marco Tullio Giordana，请注意，意大利佬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母都是元音字母，如果不是元音字母，而且也是意大利人，那就可以被称为“鹾人”或者“不入流的人”，比如意大利门将，什么佐夫、布冯啊，还有专拍所谓情色片的丁度·巴拉斯先生（Tinto Brass），这个导演的DVD，张炯收了好几张。这样看来，我们身边那些可以被称为“阿……”的人，都属于最后一个字母不是元音那个流派的（比如“阿强”、“阿风”之类的）。

我比较喜欢《我最美好的年华》（The Best of Youth）这个名字，估计《灿烂人生》是语文水平真的真的很差的香港佬翻译的，和一群原是殖民地的，自以为是高等华人的黄种人（还有台湾佬）共用一种语言，有的时候真会让人觉得哭笑不得啊。现在的浙大学生，不知是出于什么丑陋心理，读书的时候首选出国，其次港台，实在不能去港台的时候，就阿叽阿叽地阿到离港台稍微近一点的广州去，中山大学之类的，好像文化的高低是按照上述秩序排列的。什么玩意！

我把这个片子推荐给了张炯。他一看六个多小时，一直没看，后来就把文件删掉了。到了十月份，可能实在没有什么电影看了吧，又拷去了。后来花了两天时间陆续看完（我是一个晚上看完的，长的电影只能这样看），看完之后他心潮澎湃，就发短信给我。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刻，看到某本书，看了某部电影，也会心潮澎湃，而且这种浪潮不抓住别人说个半天是不会褪去的。

那天，我正在去南京的火车上。他给我发短信说：《灿烂人生》我看完了，这部电影的好处就是，一定要这么长。我说，是啊，长的片子总得长得有点道理吧。他说，那个时代意大利最优秀的人选择了自杀和自我毁灭，就像那个弟弟。我说，那个哥哥选择当精神病医生，医治那些被时代的污水冲垮了的心灵，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人。他说，那个弟弟尽管很天才但是过分敏感，被时代的污水所冲垮了。我说，那个哥哥是乐观勇敢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怯懦的表现。哥哥实践着他和弟弟年轻时共同的理想，所以整部片子的名字叫做“最好的年华”嘛。他说，意大利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才没有垮下去。

过了一会，他又发短信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克莱奇奥（我曾经给他看过一本1991年的《世界文学》，上面有几篇他的短篇小说）。我说：我靠。学文艺学的追星族们又有新的星可以追了。

对啊，意大利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才没有垮下去。

下面把搜集来的剧情简介介绍一下吧（有删改）：

灿烂人生(2003)(The Best Of Youth)

导 演：Marco Tullio Giordana

主 演：Luigi Lo Cascio Alessio Boni Adriana Asti

上 映：2003年

地 区：意大利

时 长：4集

类 型：剧情片

意大利2003年充满激情的史诗巨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原为意大利电视台开拍的连续剧，后来被分成两部分在戏院上映。电影于2003年在法国康城电影节上映时，即引起极大的回响，并在「Un Certain Regard Award」部份中荣获最佳影片奖。更在意大利的电影颁奖礼中囊括了最佳电影、导演、编剧、男女主角等大奖。简介：故事讲述两位意大利青年的一生，主角尼古拉及马迪奥两兄弟，最初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喜好及人生目标。但当他们遇上了遇上精神病少女佐珍之后，两人的人生观完全改变。兄长尼古拉决定做个精神科医生，而弟弟马迪奥则决意放弃学业，做个除暴安良的警察。 本片横跨四十年，由动荡的六十年代至今，把意大利多件重大历史事件化成六小时的家族史诗式电影。剧情扣人心弦，60年代佛罗伦斯大水灾，西西里人对抗黑手党，70年代都灵市的蓝领工潮，80年代米兰市的学生运动及恐怖袭击事件，与及90年代在米兰复兴国家的风潮，历史将会不断重演，天灾也会继续发生，《灿烂人生》不只让观众重温这40年来意大利的历史，更令他们反思现今的社会百态。

　　片长六个小时，讲述一个意大利普通的六口之家，卡拉提（Carati），从1966年到2000年间的风风雨雨生老病死。主要角色是家中的兄弟俩：哥哥马提奥，弟弟尼可拉。

画：列维坦《秋日》

出行

清晨，何不去探望一下，

那半是惊喜半是惶恐的阳光。

沿着公园里的围墙，

你很虚弱，

我也很虚弱，

但刚好可以互述衷肠。

冬天应该不会再来了吧？你可知道？

只要闭上双眼，

音乐就会传来，

是婚礼，还是……

这声响让我们感到难过，

仿佛窗前的落叶又增加了几许。

这样多好！

小房间古怪而凄凉！

像我一样心灵带有缺陷。

也如你腹中的婴孩，

或者，琥珀。

不再出行

少年时代流连过的小树林，

夏天却挂满小鸟的尸体。

那也是我美好的坟墓，

这正是一个美化墓地的季节。

应该给它种上菖蒲、小刺果，

让人们能深深地藏于其间，

仿佛暗红色的花蕊。

那些欢乐而虔信的人呵，

早早地就升向了天堂，

却将我留在这里，

铅灰的天空中，有他们柔柔的身影。

以及热气球。

我栖止于这金色的霞光中，

青春已经流逝了，

夏季里迎接黄昏的小小心灵，我问你，

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呢？

摩托车日记

杭州市三墩镇的某盏路灯下，站着两个非常愣头的愣头青，其中的一个，从一个裹得十分严实的人手中接过了钱——于是这辆“钱江”踏板摩托车就成为我的了。尽管从来没有过任何摩托驾驶证，但这已是我的第三辆摩托车了。我想为它和它们写一点文字，以纪念这“第三次”。

今年夏天一过，买摩托车的念头就一直在我这里盘旋，不久前捞到一点钱，这种念头盘旋得就更加厉害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正在看电影《八月照相馆》，里面又出现了一辆踏板摩托车，它轻盈地载着照相馆主人穿梭在纤细而瘦弱的小街上，那是阳光灿烂的八月。我再也受不了这幅图像的诱惑了，马上开始在网上搜索二手摩托手的出售信息，很快就和一个即将参军，摩托车对其而言已经没有用处的小伙子联系上，人和车都在三墩。到了寒风凌厉的晚上，我开着它，手上戴着家在三墩的挚友小胡送给我的劳保手套，劈开迎面而来的固态的冷风。风就像石块一样打在脸上，手套也基本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却感到了可能只有第欧根尼才能理解的欢乐，这又是一幅图像。我的毛病就在于，看到苏联红军西方面军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身上的绿色呢军装，就抵挡不了这幅图像的诱惑，于是也买了类似的校官呢大衣，好像人一穿上也能够“碣以崇山”似的，其实还是很鹾，最后只好把军装放在那里瞻仰，这次买摩托车就是相同的疾病发作。疾病就疾病吧，反正这些在图像里很帅的东西，如果不去触碰一下，我就会被盘旋的图像折磨得寝食难安、几乎要自戕才能停止痛苦。那就像在大学里，读到阿赫玛托娃的“今夜尽是醉汉和荡妇”之后，马上也被像白桦树一样挺拔的俄罗斯小妞的图像折磨得垂头丧气，尽管这种垂头丧气后来很快变成了手舞足蹈。相比寝食难安，我更喜欢手舞足蹈。另外的一些男人，其实也很容易被图像所折磨，但从来不会去反抗和毁灭，最后这些折磨和空虚逐渐内化，人也日益猥琐了下去，决然地失去了任何手舞足蹈的机会，到后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社会资源的占有者，然后开始强制女下属穿洋装和高跟鞋。

为“疾病”浪费了这么多笔墨，现在来说说摩托车。

第一辆摩托车是初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堂哥没有考上大学，成为了社会青年。成了社会青年之后，他买了一辆铃木250。买了铃木250之后，他开始给长途货车押车，也就是所谓的押镖。去押镖以后，他把车留给了我。他的身上有着让我极度崇拜乃至嫉妒的东西：成绩很差、膂力惊人、意志坚定、心地善良、面带嘲讽的英俊。我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车的宝爱上。但是它很快就被长辈没收了。初二的时候，我开着它，在夏天的乡间，在刺眼的阳光的帮助下，以五十码的速度冲进水塘。最后一个被送进医院，一个被打捞上来。

第二辆摩托车为“光阳”踏板车，这辆车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工作的第二年，我回老家采访，遇到了儿时的玩伴：一个和我的名字发音完全一样的姑娘。我一眼就看上了她骑的那辆铮亮的摩托车，她也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大大方方地将车子“借给了我”。不过她不舍地说：“这是我们老板给我用来跑业务的，你先骑去杭州吧，等你开厌了再还给我。谁叫你和我的名字是一样的呢”。这最后一句话让我差点就爱上了她。回杭州的第二天，车子的发动机进水，发动不了了，于是我哼哧哼哧将其推到摩托修理店。看到我，一个矮个的老板和一个也可以被称为“芦柴棒”的伙计异口同声地说要“检查检查”，芦柴棒先使出全身的力气吮吸油管，检查油管是不是通的，然后奋力拆开发动机，老板迅速扭下旧火花塞换上了一个新的，之后他开始捣鼓化油器。最后，两人轮流踩脚启动踏板，大约过了十分钟，发动机终于发出清脆的“嗵嗵”声，回到了正常运转的状态。在给钱的时候，老板指着身边的那位已经浑身漆黑的，蹲在地上的伙计说“你看看，他可怜的”。

有了这辆车，在很深的深夜我经常骑着它一直逛到西湖边，体会一下“整个城市都是我的”的感觉，当然也遇到了很多孤魂野鬼，比如白堤上围聚在一起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不停地弹着吉他，为那些跳进西湖的同伴们伴奏，比如喝得烂醉的少女，她不时地窜到一辆大卡车前面想要自杀，而大卡车的司机则不停地刹车，但车子还是跟着她缓缓前进，原来司机们正腆着脸朝她大呼小叫呢——很明显，他们都是孤魂野鬼（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很适合于他们，叫做“离魂异客”）。像一个不良少年一样在深夜里游荡足了以后，我才回去写第二天要交的稿子。

一天中午，我带着同事，两人都没有戴帽子，迎着来车的方向倒骑着。被一个警察逮住之后，我还出示了一张假驾驶证（办假证），于是车子被没收了。现在我忽然想起来，这个交警其实是想让我逃跑的，因为他特定为我赶开了前面的一辆同样被抓牢的出租车，而且也没有让我的车熄火；在把车子推到交警支队的路上，我说“您就饶了我吧”，他笑了。当时我要是继续请求，他会不会饶了我呢？反正他是笑了，而且他的笑容现在我还经常回味，我知道，如果继续请求他，他会放过我的。因为他是那么的严肃，而我的表现是那么的滑稽和可笑，把一个历来严肃的交警逗笑，是成功拿回摩托车的关键。

当然，和我有着相同名字的姑娘伤心了好一阵子，但她善良的天性却让她反过来安慰比她更伤心更懊悔的我。真抱歉啊！

因为有了前面两辆车的故事，我决定与第三辆摩托车好好地培养感情。首先是去图书馆借了几本有关踏板摩托车的修理和维护的书，希望能够了解它的每一个部件和功能，就像了解电脑后台的每一个进程到底是在干什么一样。还有，当遇到交警的时候或者躲在后面，或者绕路而行，或者飞驰而去；实在没有办法，被拦牢的时候也只能请求交警“饶了我吧”。

我的演讲词是：你看，我从小就想当交警，一看到你们骑着摩托车的样子我就很崇拜，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去考过交警的，结果身高不够、视力不够、体测不达标，现在交警是当不成了，只好买辆摩托车聊以自慰。我看，您就饶了我吧……

注：上周末和三水兄讨论125和250摩托的区别，我用表情和语气战胜了他，说两者的区别在于挂档方式，现在特此更正一下，区别在于排量。我错了。

此帖非更新博客，但有三个内容。

一，独乐。今天晚上实在无聊，于是在WORD里乱涂了一翻，又拿起两百块的破吉他乱弹了一气，最后居然作出了一首歌（鸟发鸟发型），歌词上面是吉他和弦，和弦标在哪个字上，就意味着第一拍落在哪个字上。好累啊！下次有机会一定唱给同志们听。忽然想起，以前写过几打英文歌曲，还曾经录下出过“地下”唱片，三水兄和阿黄兄都曾拿到。以前的英文朴素文气，现在的中文淫词满腔，如此一比，看来我大势已去矣。

Asses and Bubbies

Key=G  4/4

Am-G Am-G

姑娘哟姑娘

C        G   Am    Em  G D G

Asses and Bubbies

Am-G Am-G

姑娘哟姑娘

    C      G       Bm     D  

在这肮脏的时代，你就变成了这样

 Am-G Am-G

姑娘哟姑娘

C        G   Am       Em

年轻则爱虚荣，年老则只爱钱

   C     G    Am      Em   

或者爱刘德华，却不会爱一个“人”

Am-G Am-G

姑娘哟姑娘

  C       G    Am       Bm

你越精心打扮，越像一个消费品

   C        G  Am   Em

Asses and Bubbies

 Am-G Am-G

是啊，是啊

 C       G    Bm      D

男人也爱你，但爱你什么呢？

C     G  Am   Em  GDG

Asses and Bubbies

        C2    Am2    G           D             G

因为爱情已死，已变成了房子和婊子

Am-G Am-G

姑娘哟姑娘

  C      G                      Am     Em

老男人一有钱，就有了一大堆

  C     G        Am     Em 

而我要找的，是一个真正的姑娘

Am-G Am-G

姑娘哟姑娘

   C       G     Am      Em

在这肮脏的时代，你就变成了这样

   C    G     BM    D

改革得太久，也开放得太久

  C     G  BM     D   

美好的东西已忘光光，

  G   D      D          G

Asses and Bubbies

二，绍介。前两天，一个平时十分老实，毕业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老朋友蓝天，给我邮箱发了三本PDF格式的英文书，其中一本名叫《神秘的方法》（The Mystery Method），作者是神秘先生(Mr Mystery)，该书首先既有理论框架，又有作者的实践和经验介绍，既有参考文献，又有名词索引，而且专门教人泡妞妙法——老外搞学问就是兢兢业业（封面见下图）。我已经把该书列为重点“研究项目”，伺机申请浙江省教育厅常规项目课题。若要，我可以发给各位。

三，声明。尽管本博客的留言者寥寥，但点击数已逾两万（潜水）。这都不打紧，打紧的是其中一些留言“谬托知己”，这些留言甚至败坏了本想留言的“文化与价值小组”成员的留言兴致。此博为“文化与价值小组”的属博客之一，为小组成员留言批评之用，如今小组混乱，难尽唏嘘。希望这些谬托知己的朋友继续做朋友，但是不必留一些有悖常理的言，特别是不要聊发“我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之狂，因这是谬托知己的典型表现。大家通过最近的发帖也看到了，博主文化颇低，思想不急进，更不擅于作闲适、审美之小文，实不是知己的料。况且，《神秘的方法》里也没有用文化泡妞的绝招。所谓文化，乃弃之为妙。

（写完声明，出门直奔杭大后门的桂林米粉店。外面几乎没有人，整个街道、夜晚，和所有在冷风中闪烁的虚弱的灯光，都是我的！桂林米粉店里有一老一少两位女服务员，都躺在凳子上睡觉。我推门进去，两人均热情地醒来，少的热情地收了钱，老的用对待远道而来的亲戚一般的热情为我做了一大碗卤粉，盖上酸豆角、香菜、酸萝卜、淡骨汤、葱花、辣椒油。我一边把冰冷的啤酒灌进胃里，一边和两位女同志聊天。外面冷风呼啸，里面热情洋溢。这是多么温馨、难忘的时刻啊！我敢打赌，现在所有住在浙大西溪校区里的，那些螃蟹一样自负的本科生们，那些绝对速成的研究生们，还有那些情智商双低的博士生们，肯定没有一个能够见识到这种庶几可以被称为幸福的场景。） 

2008年10月24日的那个黯淡、湿冷的下午，我把疲惫的腿安顿在上海鲁迅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忽然没头没脑地想起了里尔克的几句话：“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忽然又想起了几年前看到的，现在是我的博客名的另外一句话：“我们航行，不在挥手，而在下沉”。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写的都是友情。第一句话写给远方灵魂的兄弟，所以可以给他们写“长长的信”；第二句话写给那些渐渐步入正常家庭生活，在玩偶之家里找到位置，那青春时代飞扬跋扈的面容已经长满皱纹的朋友。挥手说的是忘我和年轻的，下沉说的是审慎和年老的，航行说的是世界的一往无前。

所以，我的标题，其实是在提醒那些曾经有着飞扬跋扈的面容的友人，人只能忘我而年轻，而不能审慎而年老。这样看来，里尔克应该是前一种人的代表，长长的信和不停徘徊，是那些既忘我而年轻，又和死亡很熟的人，和那些既无忧无虑，但也充满恐惧的人的专利。他的无对象的抒情对抗着那些必死的咒语，除了在世界、上帝和规律面前大声痛哭和歌唱外，他找不到其他方法。真的，抒情的意义就在于此，就在于尽管世界和人在按部就班地远转，肉体可以因为腐朽而毁灭，抒情却可以在寂静的毁灭中发出声音，抒情可以对我们的镣铐和“按部就班”（多么强大的必然性）高傲地抬起下巴。很多更年轻一点的人，曾经问我，我们航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总是回答说，我马上就要改了，要改成“我们航行，不向地球，而向月球”。于是他们更不理解了。

让我来清点一下过去吧，曾经有抒情的天性的，有着飞扬跋扈的面容的友人还是颇有几个的。比如，一个已经认识多年，如今在上海工作，刚刚当上父亲的钱远之先生。半年前，他开车带着王嘉军（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遇到我，但是彼此觉得隔膜，也没有多说话就走散了。我至今还记得钱远之先生，不仅仅因为他曾经送给我东德的“劳动积极分子”大小勋章两枚，更因为他有着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和一张热情洋溢的脸，以及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是很年轻的人在很美好的季节才会有的样子。还有一点，我们都很喜欢一个加拿大作家兼歌手，名字叫做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还曾经提议去翻译他的文章。

他提议：“我们一起翻译他的《大地上的香料盒》，你从前面，我从后面，到中间会师，如何？”

我说：“有地方出版？喏，王嘉军现在还在上海文艺战线上工作，以后靠他来联系联系出版嘛。”

他说：“出版干嘛！翻译出来给大伙儿看就是了呀。”

出于对自己英文水平的怀疑，我从来没有真正着手翻译过，他倒翻译过一些，但也不完全。后来这事也遁入无形了，再后来科恩的小说《大大方方的输家》（beautiful losers）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远之喜欢科恩，大部分可能是因为后者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抒情者，是一个“大地上的香料盒”，我不得不承认，英语在科恩的口中可以散发出黄金一样的魅力，他自己也写道“我认识一个男人，他的嗓音如此美丽，女人们隔着门都能够把自己给他”，这对奋勇地学习英语，最希望去英国留学的他来说，魅力势不可挡；还有一点，作为歌手和文化圈中的一大人物，科恩阅女无数，这可能也是钱远之（还有我，嘿嘿）崇拜科恩的原因吧。不知道他是怎么想，19、20岁左右的我还真有点羡慕科恩的生活，在艺术家集聚的格林尼治村过着放荡不羁、流浪的生活，整夜整夜地唱歌，靠爱和水过活。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科恩的抒情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屑于过家庭生活、不屑于过温情脉脉而阴谋不断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茨冈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抒情，才可以离群索居，才可以去希腊的海边探索精神的奥秘，提纯自己的精神（尽管这是荒诞的）。而他和我都不是，他和大部分富有经济头脑的杭州人一样，回国以后去上海的一家公司工作了，并很快结了婚。

不久前，在上海我还见到了另外一个多年前的朋友王嘉军，他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负责编辑一份杂志和做行政，忙得像颗卫星。

在华师大后门的一家排档门口，他说：“小猪（钱远之的绰号）有孩子了！小孩的名字叫做钱多多。”

我说，我靠，这么快，那得恭喜他步入老爸行列，打个电话给他，让他出来聚聚。

他说：“他在浦东，让他出来是不可能的。”

结果手机关机。

嘉军说：“可能回杭州去了。”

我说，这么快就生孩子啦。

嘉军说：“他和他老婆是网上认识的，老婆是你们义乌人，叫做楼××，不是你姐嘛，哈哈。他们本来就是奉子成婚的。”

我说，恭喜他步入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一定不得不，而且一定会乖乖地在家里听候差遣的。

“是啊，”嘉军想了一想，又说，“你以前不是叫他上海的伦纳德·科恩吗？”

我说，我曾经叫他中国的伦纳德·科恩，现在决定不叫了。我觉得这里不太可能有伦纳德·科恩哦。

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一通。饭后我来到了他的宿舍，是个两室一厅，每一间房住两人，房间也很小，人能够走动的地方不超过5平方米（见下面两人合影），厕所几乎可以直接用来拍摄《猜火车》了，是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华师大做事，待遇不咋地，人却非常的劳累，而且一个人，孤零零地要面临多少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啊。从他家里出来以后，为他的境遇，我感到有点心酸。他也是那种有抒情的天赋，亮晶晶红彤彤的人，但是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

还是得提醒那些曾经有过飞扬跋扈的面容，有过红彤彤的脸和亮晶晶的眼睛的友人们，尽管我打心眼里祝福你们，但是人只能忘我而年轻，却不能审慎而年老啊。

鲁迅公园的裴多菲像（土数码机拍摄）。

嘉军宿舍。

革命的生活和斗争的哲学给了刘白羽一支笔，这支笔曾经写下的文章是多么美好，而文章里的河山又是多么壮丽呀。

壮丽，并非只是一组组照片，可以是画，也可以是文学，甚至可以是音符（据说人们可以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协中“听”出俄罗斯的大好河山）。但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最好，文学可以无限制地美化那些值得美化的事物，可以在另外的心灵里激荡起画面、甚至激荡起音符，让人们像作者那样去发现、去爱、去捍卫，去过更有尊严的生活。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接到最坚决的指令：彻底消灭蒋家王朝！这个时候，刘白羽的军营生活又开始了，他把水壶、饭盒、行李、书籍堆放在车厢里。南下到沧州的时候：

而宣传队车厢则如同闹市，各种乐器悬吊得像杂货店，这儿都是老战士了，他们就生活正常，有的打扑克，有的下棋，还悬有两幅地图供同志们看南下行进路程，夜间有一部分睡到露天车顶上去，但他们这里永远像在开音乐会，时刻都飘出歌声或乐器声…… 

1949年6月4日，武汉解放，刘白羽被夹杂在庆祝的人群中：

无数万人举着熊熊的火炬形成红色的巨流，在汉口，在武昌，沿着浩浩荡荡的长江两岸，绵延十几里一片火光，在胜利紧接着胜利的这些日子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狂热、愉快、壮丽的动人场面。当江汉关的清澈的钟声从黑夜中传来时，我知道，这是报晓的钟声，可是各处的火炬还是蜿蜒成一条长带，把浩瀚的长江映成一片通红。

1958年，北大荒。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在这里，一起创造着属于人民自己的未来，一起改变着大地的模样。刘白羽在黑龙江的富拉尔基读一首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和虚假的诗歌的区别在于，前者感情饱满、承担着更大的意义，后者感情疲软、自恋且无病呻吟：

现在我来说说烟囱上的烟吧！对于来观光的人，哪怕最富有幻想，也不过把它想成一朵乌云或一朵棉团。但对于在这儿开过荒破过土，滴过一滴汗水流过一点心血的人来说，第一次说：“烟囱冒烟了！”这简直是一句最美的诗。严寒过来了，暴雨过来了。看哪，机器在转动，烟囱上冒出第一缕烟。那一刹那，有多少快乐的泪珠滴在自己的心里啊！

1959年，安徽金寨县，梅山水库。

   在这儿，与其说是湖，倒像是平静的海。水库南北直径一百多里，两旁全是陡峭的高山，满山竹树成林，碧绿苍苍，从高高的岩顶上跌下白练般的瀑布，碧绿的湖面映着火焰一样鲜红的杜鹃花。

  一个新的春天来到山中，双河的人们正以高涨的情绪、加倍的干劲，走向一九五九年更大跃进的高潮。我去的这一点，正是春雨初收一片晴，百灵在空中鸣啭，斑鸠在树林里呼唤，麦苗迎风招展，油菜花金黄灿烂。人们告诉我：前几天，一个动员会开到深夜。就像一个红色信号弹升上高空。天未放明，枣嘴的十三户人家已经把十三条牛全部套上犁田了；桃园的二十多个妇女冒着雨抢上了积肥的岗位；双塘更跃进，会议一结束，就一片灯笼火把，连夜积肥一千五百多担……

你想一想，在那开头的日子，在人们的面前摆着的是什么？贫穷、疾病、疮疤遍体的原野，泛滥成灾的河流，把这样广阔无垠的国土从这一种状况中改变过来，让古老的土地恢复它的真正的青春，这是多么艰巨多么烦难的事情啊！这一切可没有吓到人们，人们用一穷二白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的胸襟，把战胜困难当作最高的幸福。

1958年，福建。万炮轰金门。摘几段。可以发现我军的文化和智商比蒋军高太多了。

美帝国主义在派兵侵入中近东后，又在台湾海峡玩火，蒋介石军队也用炮火向我挑衅，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我们对他们进行炮火惩罚。金门蒋军立刻惊呼起来：“炮弹像下暴雨一样啊！”“我们的美国朋友上哪里去了呢？”

我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对金门群岛军民公开地发出广播：“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今日，十一月二号，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十一月三号，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我听到一位高级指挥员在电话上回答问题：“不要碰那个塔，塔是个古迹。将来我们去了还要好好看一看呢！对准军事目标，民房和营房不要打，烟太大了，等烟散了，看准目标再打！”

1960年。刘白羽重回黑土地。在这里，他写下了三封如歌的信，在我看来，这三封信最优美，最有可能让我们爱上遥远而冰雪的北国，也最让我们因为有这么优美、辽阔的土地和土地上曾经养育过那么坚强、乐观的人民而感到极度自豪。

车再向东开，车窗外展开无垠的雪野，雪上露出各种小野兽如像狐狸、麅子或者鹿留下的脚印。然后，我们又进入森林之中，车窗外忽然闪过几株银灰色的、个阳光照得发亮的白桦树；远处有一片红得像铁锈似的灌木丛。冰滑的雪地上，突然出现一只雪橇，上面有一个青年农民，扬着发红的面孔，神采奕奕，飞赶着他的那匹马，在和火车比赛——这样飞奔一阵，他渐渐落在后面了。车上的人都在朝他欢笑，他也在欢笑。河流耀眼闪光，两岸堆积着冰雪，河面上薄的冰层泛出一种翠绿色，中流那一段急流黑得像墨汁。雪地上一群野雉歪了头看着轰然而来的火车，它们好像知道火车是不能离开轨道冲到它们面前去的，因此一动不动，头背上又红又绿的羽毛，给阳光照得花朵般好看。说实在话，我一点也没有夸张，我们祖国的土地，每一处，都是一位天才画家画的风景画啊！

  是啊，说实在话，我也一点没有夸张，要是现在某个鸟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来，我可以立刻死在地上！

下面的截图来自安哲洛普洛斯的电影《永恒与一日》，1998年得了戛纳奖，主演是希腊人喜闻乐见的布鲁诺·甘兹。

大学时代结束以后，我不再看“文艺电影”。因为这些电影说了很多，却什么也没有说，弄得玄乎玄乎的，好像让大家摸到了什么高深的东西似的（其实没有）。相比之下，《永恒与一日》还是讲了一个有关老人与小孩的故事的——年迈的作家亚历山大保护了一个从阿尔巴尼亚偷渡来的孩子。孩子之所以要偷渡到希腊，是因为总书记霍查逝世以后，人们被教育、唆使去富裕的地方淘金，整个国家又因为要和欧洲各国比“物质文明水平”而显得特别矮小。

送你苹果会腐烂

送你玫瑰会枯萎

送你葡萄会压坏

给你我的泪水

——阿尔巴尼亚少年的歌

我曾不只一次地表达了对普桑的喜爱，现在发现了更加帅的普桑旅行版，它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沙漠之舟”。

还有一件好看的风衣，和沙漠之舟简直是绝配。上淘宝淘了一把，发现里面的男风衣要么穿在鸭子身上，要么穿在有钱的老杂种身上，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同志们要是在哪里看到这件风衣，一定请电话告之哟。

题生科院

晨睡无计逃学军，

呼声如鬼震梦乡。

严格训练无一效，

腌臜泼才照培养。

按：这两天在南京参加科学学年会，不过我真正坐在会场上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一，美景

D472列车过了嘉兴，未到上海，眼前马上出现了杭嘉湖平原的美景。老古人黄公望曾画过《富春山居图》，抒写过江南浓淡相宜的秀丽山水，打动无数人。这次在列车上见到：大片大片果园，铺天盖地，色彩浓重，几乎可以让人隔着玻璃闻到香味，用“馥郁”来形容最好；稻田，杭嘉湖的米闻名遐迩，隋炀帝费尽人物力凿大运河，可能就为了把米往北运，稻田已被收割，送来了秋日的那股夹杂泥土味道的，亲切、浓郁、被刈过的稻杆散发出来的芬芳；水流缓慢的小河，流转得悄然无声，游击队员正在水下用一根麦秆呼吸；黑瓦白墙，老旧的农舍，每一座农舍后面都是绿水环绕，槐树依依，是生长在江浙一带的孩子自记事以来最难以忘怀的景象。很多房子不再有人居住，很少有农民在晨光里劳作。

接近上海，美景必然地消失。

二，女司机

女司机都很胖，比较男性化，开南京依维柯，里面放着流行音乐，《隐形的翅膀》之类。她很开朗，很想和我们讲话却强忍着，所以经常吞口水（想和人说话），她的嗓门柔弱，跟着车里的音乐唱歌的时候基本不着调。但是，她比原唱过得更幸福，所以唱的歌也更好听。

车过南京长江大桥，下雨，雨丝夹杂着江风和歌声在车厢里乱窜，我们谁也逮不住。

三，女售票员

公交车女售票员一定是中年妇女，而且一定非常热情。

一个人用南京话问：“去儿童医院怎么走最近？”

售票员：“到××站下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到时候我叫你。”

车到了。乘客下车，售票员说：“往前走，然后第一个红绿灯左拐往前两百五十米。”

车子到了红绿灯停下。售票员钻出窗外向后挥手，大喊：“就这个红绿灯！不要走错了。”

同志这个概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里是没有用的，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想赚别人钱的人和被别人赚钱的人的关系，一把想杀猪的刀和一头不想挨刀的猪。他们成不了同志，他们没有相同的志向、志气。

四，出租车老师傅

晚上10点。

Loureed：“带我去吉祥庵。”

司机：“这里去吉祥庵要30块左右，现在还有地铁，你可以先坐到迈皋桥，再……”

Loureed：“你带我去吧。”

司机：“这么晚了去那么远地方干嘛。”

“搞点活动，考察考察……”

“哦。”

“我等下还要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打车多少钱？”（在江北，要过南京长江大桥）

“你记住，一定要让他走引桥直接上大桥，这样就40块钱可以了，顶多45块，不要被宰了。”

“好的。”

“45块也不要，你就咬住40块，肯定有人会做这笔生意，小伙子，记住，上引桥，40块，不要多给，不要打表。”

11点30分，我回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40元。

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一进去是祭奠广场，看到“遇难者：300000”的黑色浮雕，我的汗毛竖了起来，鼻子有点发酸（真女里女气）。情绪像一个玻璃罩一样罩住了我，周围的人和事物不再存在。我难以形容这个玻璃罩，好像是耻辱，好像是胸闷，又好像是愤怒，还好像是心寒（很冷）。

再进去就是纪念馆，里面有很多图片资料和实物资料，包括日军用的水壶和机关枪，还有一个内壁上都是铁钉的长铁笼，日军把中国人关在里面，在地上滚动。白骨、长江上的浮尸……我很想吐。

多说几句总结一下吧。

噱头太多了。比如“十二秒”，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每到十二秒就有一水滴声，象征着日军屠杀的三个星期每十二秒就有一个同胞死去，这没有意义。

现代派雕塑太多了。纪念馆外面有一些现代派铜塑，除了最后一具雕塑是参照新闻照片来完成外，其他都是“艺术家”的想象。有一个雕塑，一个戴眼镜的书生拉着站立不稳的衣裳褴褛的妻子，上面写着“妻子被恶魔凌辱了，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之类的一句语法不通的话，一看就出自雕塑家之口，按照高考落榜生的理论，中国艺术家的语文水平是很差的。纪念馆内也有一些现代派艺术，现代派艺术给艺术家倒省了力，却让我们不知所谓。它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很多东西旁边都得有“解说”，要语言来解说，难道不是艺术的失败？

关于纪念馆本身说得太多了。参观的最后一项，就是看这个纪念馆是怎么来的，怎么受到领导的好评，一个美籍华人是如何写真相，云云。纪念馆纪念的不是纪念馆本身，而是那应该纪念的东西，把那个东西展现出来就够了，简单而明了，达意而准确（日军就是禽兽），噶简单的道理，咋没人懂？

传递出的期望和平的信息太多了。我们蒙受了大耻却还一幅羊羔羔相（新儒学一大丑）。似乎南京大屠杀给了中国人这样的意识：战争本身是不好的。狗日的，那么“日本的坏”上哪里去了？

五，先锋书店

之前打电话给老友吴宪，问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说先锋书店和南师大老校区。

先锋书店是个很文艺的书店，而且还赚钱，解决了文艺和赚钱的矛盾，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有当一个书店开在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旁边才可能发生。

书店很大。一个沙龙，一堆人在练习法语，法国人和中国人在讲台上用法语和中文朗诵纪伯伦的诗，还有一个来自法国小伙子向大家传教，用行话叫做传福音，邀请大家一起信上帝——这样看来，这个小伙子是一个虔诚、单纯的基督徒。我按照弗朗西斯·雅姆（Jamme）的意见，把这些来自哈斯帕宏的法国人称为驴子，虔诚、单纯、任劳任怨、性格像天使一样温顺的驴子——真基督徒的典型形象。

       先锋书店的特色是全，凡是新书基本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文库丛书，几乎全了。有一套中国文学丛书，暗淡的金色封面很漂亮，有贾平凹的《浮躁》、张承志的《金牧场》、《刘白羽散文》（以一个战地记者兼战士的身份写解放战争的那部分被去掉了，留下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本想买一套穆旦诗文集，上册诗歌下册文章。但下册有很多通信，而且诗和文一定要一起买，只好拂手作罢。

一本法国人科莱特（Colette）写的《花事》，绍介种种花朵，文笔旖旎多情，配有精美彩图，买下；一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封面比较合意。

下午四点，人很多，结账需要排队。

六，南师大老校区

南师大老校区坐落在宁海路上。主要教学楼是礼堂式的，白墙红漆，配上绿地，的确很美。再往前走，到了一个草坪，这个时候一股带着咸味的，但又肯定是来自植物的气味弥漫了开来，像是多雨的季节树林里传来的香味。这种味道，很可以让人沉醉在美好的画面中。其效果肯定不比普鲁斯特姑姑家茶水的香味差。

人是需要来自时间和空间的养育，而这样的时空一定是养育美女的。老大哥吴淼东，老家在新昌，一个风光秀丽，山水相映争辉的地方。那山上的天然湖泊很美，让我们觉得任何两个徜徉在湖边男人都是同性恋。这种地方专养美女和作家，在读大学的时候，淼东果然当上了“沉钟文学社”的社长。小弟我，也当过“飞来峰文学社”副社长，却是被义乌小商品市场培训出来的，这个副社长当得很艰辛啊。

老校区的女生也不梳妆打扮，却因为没有障碍和自信而装点美化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觉得她们很美。这就像南京这个城市，她也没有过多的妆扮，像一个所有感情和热情都朝外发散的美人，美化了她身边所有的人与事。美化了外在世界的“美”和一个东西美的“美”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女人之所以美，是因为她温暖和装饰了她身边的世界。所以也就没有“自己认为自己美”这回事了（春天从来不会说“我是美的”）。

按：闲来无聊，又去上BBS了（最无聊的读书版）（他妈的，这个“又去上BBS了”，语气就像又去逛妓院了一样），发现人们的话题是纳博科夫，这个人我不太了解，不过也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的观点都是李兄的，我在锻炼自己论证的能力，也尝试着写点小小杂文。

鲁迅先生曾经说，被故乡驱逐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来。

写作是要有基础的，写作不是一堆叙事方式的总和。一个优秀的作家、导演，比如日本的川端康成和松本清张，可能其实不咋地，就是因为他们确实热爱日本，而且表现了日本最美好的那些东西，所以进入了世界文艺的殿堂，导致让吾辈也觉得日本确实那么抒情、那些美丽、那么有思想。电影《砂器》、小说《雪国》，都极大地表现出了这种奇谲、流畅的美——这个，才是民族。民族这个概念貌似很大，其实很简单，测量的方式就是，你爱不爱本民族，一个爱本民族的人总是讴歌自己的民族，一个不爱自己民族，而起步价是想“自己当名导演”或者“自己当名作家”的人，绝对成不了真正的导演和作家，这就像劳动模范不是先立好“想当劳模”的牌子再去劳动一样。

文化高的人总是被自己的文化养育，而又反过来养育自己的文化。维特根斯坦的特别之处，就是他是实打实的西方文化的儿子，却向西方文化发动了总攻，这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格健全，不需要依赖任何虚假的“基础”和“普世价值”的人，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不需要靠哲学和文化来谋生。但即便这样，他也反哺了自己所处的文化，为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的幼稚的哲学疾病开了实打实的药方，开辟了另外一种“哲学”。但是，也因为这样，维特根斯坦决然地失去了被人格不健全的知识分子们理解的机会——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可贵之处吧。

举例说吧，美国人想要看到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模仿美国大片的中国大片（集结号），也不是用英文写文章的徐志摩。这就是为什么三岛由纪夫如此迷恋日本古代的飞鸟时代，如此痛斥在日本搞资本主义，全盘美国化的原因，因为他确实热爱日本这个“民族”，而且，正是因为三岛由纪夫如此宝爱他自己的民族，反而得到了世界性的荣誉。当然，这不是三岛的目的，他没有目的，他只是热爱属于自己的文化，他的责任感就来自热爱，所以不写不可。而且他肯定知道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真正值得热爱的东西（就我们自身而言，肯定不是裹脚，这一点连我都知道）。可以看看诺贝尔奖给川端康成时的授奖辞：“川端先生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洗礼，但同时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以恬静的笔调呼吁，为了新的日本，必须捍卫古老日本的美与个性中的某些成分”。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以发现，当今中国的那些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自以为是名导演文化名流，自以为能够进行哲学思考（陈凯歌《命若琴弦》），或者能够关注中国的现实（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其实最渴望的是表达帝国主义心目中的本民族形象（肯定是唯唯诺诺的，不知所谓的，搞什么都不知道的），最渴望的是成名成家和得戛纳奖。自从邓江胡的修正主义路线以来，我们的电影和小说中的国人形象是很卖国的。这些人绝对不是一个热爱自己的民族的人塑造出来的，而是一些只想得戛纳奖，对自己的民族持一种第三人称视角（用镜头来“透视”同胞）的所谓导演们整出来的东西。这些人，绝对不是民族的，也不可能是世界的。只是一些可怜的，靠出卖自己民族的伤疤来成名成家的人。反正，如果我以外国人的眼球，通过中国的得奖片来观看中国，那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炒股炒房、崇洋媚外、乱搞男女关系（手机）、装神弄鬼（无极）、卑微无能（小武）、污蔑本民族的民族英雄（赤壁）的国家，如果再早一点，是鲁莽的色情（红高粱）——张艺谋等人就是这一款，他最想说的其实是“我是大师”，“我是中国的黑泽明”，他们所有的电影总结一下，就是这么一句话（李兄也写过类似，但更加准确简洁的话）。

但是黑泽明、松本清张、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是这样的吗？黑泽明笔下的日本人多么没有障碍，多么爱国，多么有文化（《姿三四郎》、《我对青春无悔》）。他从来不想当大师，却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师”。不是羡慕他们，是羡慕日本有他们，中国没有他们。

还有俄罗斯。很多人说，其实俄罗斯人是很恶心的，你看看，中俄边界问题搞了那么久，他们也大规模屠杀我们北部的村民。

是的，俄罗斯其实也不怎么样，但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已经被塑造好了。她已经通过那么多优秀的人物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了广袤的大地上的抒情，这种抒情就像狂风和烈日一样让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日瓦哥医生》里写到，让娜的脸上写满了整部俄罗斯的悲痛和豪迈的历史，即使是科莫斯基这个有点反面的人物，也是脑子狂清楚智商狂高，一眼就认清了日瓦哥医生的天才。《苏德大血战》里，有一个屁股被打伤的红军指挥员，一个个把趴在地上躲避德军子弹的红军小兵拎起来，告诉他们：“孩子们，向子弹鞠躬是鞠不完的。”后来他把拐杖扔掉，大喊：“前进，同志们前进。”结果他牺牲了，突围也成功了。热爱自己民族的，不仅仅是诗人和文学家，还包括科学家，比如算出宇宙三速度的奇奥尔科夫斯基；还有音乐家，比如柴可夫斯基；还有导演，比如尤里·奥泽洛夫。这些人如此狂热地爱着俄罗斯，导致我们觉得俄罗斯很不错。当然也不能仅仅说俄罗斯不错，而是说那些人不错，我们中国的现在，找不到这样的赤子。即使有这样的赤子，也被小市民的唧唧歪歪淹没了，不能为我们所知。BBS上讨论的纳博科夫是个不错的作家（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要不然也不会写那么多），但是没有民族性，他笔下的俄罗斯，如果有的话，也绝不是托尔斯泰笔下辽阔、动人、寒冷而灿烂的“真正”的俄罗斯（《哥萨克》），他笔下的俄罗斯成不了他的养料和依偎的肩膀，他的写作是居于欧美的无聊和对俄罗斯的背离之间的。我不是要反对喜欢纳博科夫，而只是想说伟大的东西一定是民族的（显克维奇、裴多菲等），或者，世界的东西首先得是民族的，在这种层面上去考察纳博科夫，对他太隆重了些。

纳博科夫还是一个流亡者。

现在说流亡问题。流亡到他国就是有病，从容就义么好了。如果当政治犯，那继续在劳教所里对着荒凉、寒冷的冬天饮酒和大声唱歌就好了嘛——那才是男人干的事情哟。流什么亡，写什么鸟文章呢。我说的从容就义、在劳教所歌颂严冬，不是给高行健看的，是写给纳博科夫看的，他能够理解，很多人也能够理解，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就没有流亡到欧洲，尽管浓妆艳抹的欧洲女人永无休止地朝他抛着媚眼）。帕斯捷尔纳克关键就是没有流亡，只被流放。流亡就是投入资本主义甜蜜而多情的怀抱，流放就是继续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继续讴歌该讴歌的人与事。

流亡作家肯定不行，这是一个定律。怎么不行呢？

哪个优秀作家不是和自己民族同生死共命运，站在正确的那一面上，即便用身体弄钝了尖刀也在所不惜的呢。而且，流亡貌似一个褒义词，好像因为掌握了真理而和统治者格格不入似的，其实是被故乡放逐罢了。再而且，“流亡作家”这个概念总好像有点语病。既然被流亡了，写什么呢？写出来给谁看呢？苦闷的流亡者还能够歌颂吗？幸福的流亡者难道不是人品有问题吗？故乡要么在呻吟，流亡者却不能为呻吟的人民做点什么，至少不能直接地做点什么；故乡要么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活在幸福中，这样的幸福和流亡者也没有关系，他已经是局外人。流亡者的写作能够获得意义的两条主要道路都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接下来就是写点“乡愁”，这多么像一个戏子在表演自己廉价而不值一提的运命。再接下来，可能就去写点与现实无关的“哲学”了，乖乖，我怎么没有在哲学史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哲学与流亡，这么帅的一句话）。我不否认，在经过前面的那些层层逼问以后，还有一些天才性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接好自己和故土的脐带，千方百计地挖掘本民族中那些优秀的东西（不是那些“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作家，他们不是流亡，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