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舞曲》

在我们都很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去拥抱那么多的人，

比如巴赫，比如维瓦尔第，

它们让我为窗外的青草而忧伤，

那湛蓝的天空是多么的神圣，

仿佛所有我没有见过的仪式，都汇集在了这音符中。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我的怀抱里

一定不那么愉快，同时

我也察觉到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

后来呢，渐渐地，我们的年轻渐渐地褪了色，

在我北风呼啸的屋子里，

在我繁重的看林人生活，

那片刻的休憩中，

我把沉重的双腿搁在挡泥板上。

那令人尊敬的柴可夫斯基，

把整个俄罗斯的原野都搬到了我们的面前。

它是那么的年青，那么的浪漫，那么的无情。

恰如俄罗斯本身。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不是还得继续吗？

所以，我们终于把年轻的时光抛掷于屋顶，

从此不会再用到了。

听，那才是我们自己的音符，

它们前进得多么缓慢，却勇往直前。

它们是因为沉重而美，壮丽得让人难以承受。

它们时而舒畅优美，时而急转直下，

时而是冬日的群山，

时而又是壮阔的河流。

它催人泪下，但却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因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

在停下来的时候，让我们深沉，无声地

思考着。

十月秋色卷黄冈

按：我的国庆节是在湖北黄冈渡过的。照道理，国庆的出行总是要交作业的，这就是迟到的国庆作业。

要去黄冈，思想工作早就做好了：苏东坡早就说他自己“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里的“冈”和黄冈的“冈”，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圆套小圆，两者就以这个“冈”为相同的圆心。

列车第一天晚上10点从杭州出发，第二天早上7点多到湖北鄂州，座票。在火车的座位上，又是人们都昏昏睡去的夜晚，又夹杂着火车“咯噔咯噔”掠过平原的声音，那是多么好的读书时间！我这次随手从寝室里翻出两本“火车读物”，美国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小妹妹》和《再见，吾爱》，在杭州到鄂州的火车上，我站在车厢尽头的吸烟处（椎间盘突出不能坐啊），很快就把其中一本看完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晨五点，看看窗外，天空已经呈现鱼肚的白色，车子已经过了湖北的黄石，那里多湖，眼前经常可以出现这样的情景：列车行驶在辽阔的湖面上，湖面上弥漫着氤氲的雾气，而雾气中又隐隐绰绰地，整齐地树立着一排排的水杉，水杉是很高的，但是在湖水里却只露出几个树尖。近一排，再远一点，又是一排，两排中间散落着一些另外的树种的树枝，水面宁静得就像一场刚结束的灾难，要不是有咯噔咯噔的声音的提醒，我几乎有踏上诺亚方舟的感觉。在鄂州回到杭州的路上，我在卧铺车厢里吃鸭脖看小说，就那样看着、吃着，旁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冷不丁地把我的书抢了过去，仔细地盯着看了几页，还给了我，说：“不错不错，有《麦田守望者》的味道”——我佩服他的鉴赏力（实际上，书里的主人公和《麦田守望者》里的霍尔顿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站在那些大腹便便、龌龊卑劣的实利阶层的反面，以一种真诚的理想主义，和颓唐的挫败感，写出了真正的现实）。小司机在他的《山西出差杂记》里形象而生动地写到了他读《叶甫根尼•奥涅金》时空概念的禁锢倏然消失的情景，那真令人羡慕，在我的旅程里，时空倒没有真的消失，只是和人和事组合得很妙，让人难忘。

火车到了鄂州，然后从鄂州坐公交车到黄冈。

鄂州和黄冈相距不远，像是两个担子，扁担则是长江大桥。而鄂州的洋澜湖和黄冈的遗爱湖，则是担子里的两碗黄酒。这两个湖都在城市的边上，一个辽阔而大气，一个则稍显婉约，如果能够变成摄影作品，那是一定很漂亮的。

去黄冈，主要目的是去拜见小张的母亲，那是一个俄罗斯式的中年妇女，我喜欢俄罗斯式的中年妇女，她们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肥胖，一个是高超的烹饪技术，一个是绝对的啰嗦。在小张的家里，我欣欣然大飨板栗炖鸡汤、排骨炖藕段、油焖武昌鱼、牛肚千张炒青椒、面窝窝，等等，搞得回来以后我的肚子又大了一圈。同时，我当然也品尝到了绝对的啰嗦，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年妇女们的啰嗦的，因为，第一，她们有着一套完整而不可侵犯的世界观（其中很多看法是对的）；第二，她们的啰嗦不是为了过嘴瘾，也不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控制欲，而都是自然而然地，真心诚意地为了对方好的，这种“自然而然”和“真心诚意”，已经可以赦免她们的所有啰嗦。

现在来记录一下长江大堤吧。

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和小张打车去了黄冈中学（打车费居然只要三块五），去拜访拜访这个一向以输出理科高考模拟试卷为主要特点的著名中学，作为曾经的高中生，我不但做了无数张“黄冈中学牌”高考模拟卷，同时还做了为数不少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模拟卷。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其貌彻底不扬，反而显得有点简陋，但是让全国各地的高中生们绞尽脑汁（当然包括我自己）的中学，那种感觉，几乎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也。

走着走着，越过中学的操场，再出校门越过一条马路，就到了“长江大堤”，路过黄冈的是长江的一条支流，走上绿油油的堤坝一看，我顿时想起了日本电视剧《寅次郎的故事》里面的“东京的葛饰柴又”边那条叫做“江户川”的河的堤坝，日本人看来是很钟爱“江户川”这个名字的，连他们的国宝级侦探小说家平井太郎也故意把名字改成“江户川乱步”。江户川的堤坝是一条很漂亮的堤坝，堤坝下面有着打棒球的孩子，有着相爱的男女，有着绿得肥腻的青草，有着灿烂的春光，当然下面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头上戴着礼帽，脸上盖着一张报纸，手里提着皮箱，他四处旅行，居无定所，但是又时常想念家乡江户川，那就是在令人晕眩的日光打着盹的寅次郎，他是一个流浪汉，但是这个流浪汉却向人展示了人生应该有的样子。整部《寅次郎的故事》，一方面努力地展示着人生应该有的样子：有酒就喝，有床就睡，有姑娘就爱，旅行在湛蓝的海和蜿蜒的公路上，领略路上的一切风光，保有着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好感和真情；整部《寅次郎的故事》，另一方面，则展示着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生应该有的样子”的层层围剿。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寅次郎，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厂长。想着想着，就走到堤坝下面去了，发现这个堤坝的脚下是一些菜园和农田，没有水，望了望远处，发现远处有很多片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树林，更远处，才见一条银练式的长江水。看来，我走上的这个堤坝，只是长江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远处的那无边无尽的树林，才是第一道防线，那儿才可以看见长江水。

我们决定再往前走。

原来，那一大片树林不但是抵御长江洪水的第一道防线，还是一个开发未遂的“森林公园”哩。开发未遂，于是就没有门票，连入口处的大门也已经锈迹斑斑。我们继续往里面走，穿过夹道柳树，走上了一条真正通向长江的泥路。这一大片“防水林”由四种树构成，大槐树、水杉树、白桦树、柳树。四种树，截然分明，决不相互混杂，而且个个整齐划一，很像等待阅兵的各个方阵，方阵与方阵之间则因地制宜地种着蓖麻和棉花等经济作物。沿着空无一人的林荫小路往江水的方向走着走着，人就恍惚了起来，仿佛喝醉了一样，我喜欢这样的林区。树林多么茂密，几乎像走在一个山洞里，山洞的那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浩渺的长江。一大堆诗句涌了上来，送故人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潇洒恣意的“明朝散发弄扁舟”，以及水天一色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这是第一次见到长江。

沿着岸边走了走，就看到一个树墩上坐着一个中国版的“寅次郎”，他穿着绿色的夹克衫，一只手拿着一个手机，正盯着长江水发呆，旁边还停着一辆摩托车。小张说，这样的男人有很多，他们经常坐在长江边，或者坐在树林里，什么事情也不干，一坐就是一天。

我说，大概是来抚平生活带来的灼痛吧。

PS：黄冈的团风县的回龙镇林家大湾，是林彪的老家，我也去看了。名人故居嘛，总是那副德性，买票，进场，走人。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林彪故居外面的一个小庙，里面居然有一个据说是“不远千里请过来的活神仙”，算命很准，一看，居然是一台电脑。一个精神健全的社会，人们对于历史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只有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才会对本民族的历史有着不同观点和不同看法，唧唧歪歪的——人们对林彪的评价也是这样，对于林彪这个人，倒不想说什么，反正过分拔高（甚至奉为神明）和过分贬低（彻底抹煞其军事才干）都是不健全的标志。一个精神不健全的社会，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一定有很大的苦头在前面等着它。

编后记

这次的稿件非常少，这是需要向诸位表示道歉的。《同路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来投稿，而这些人现在还没有出现，他们似乎还在远方的大雾里，我们暂时还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村庄传》写得很成功，我们还要继续连载，因为这同时还是我们自己的洁癖。作者写的当然是70年代的村庄，他回忆中的村庄，和整部生活，注意，这不是级别比较低的“怀旧”，而是拿来滋润人的心脾的养料。但是仔细想想，现在除了广阔的乡村，我们还能去哪里去寻找那天然的善良（人）、天然的美丽（景）、宝贵、漫长的，无数人无数代来生长于其中的习俗（文化）呢？如今的“经济开发”所到之处，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正在迅速地消亡，以后再也不可见了吗？而且，没有一个民族是用消灭善良、美丽和习俗（习俗，而不是糟粕）的方式来达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状态的（消灭私有制倒是有的）。

我们曾经建议《像蚂蚁一样活着》的作者修改一下这个小说，希望他去掉那些自然主义的描写，这些描写并没有为小说的主旨增添点什么（如果小说的主旨是我们理解的那样的话），希望他提炼、集中，而不要让小说显得布满了无可奈何的悲愤，甚至不是悲愤，而是无可奈何的颓废和虚无。记得一位苏联作家说过，写东西，是要确立现实，讴歌现实，毁灭现实的，这个小说没有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而它本应该做到其中的一点，那就是确立现实，清醒的人都知道，这个现实是不对的。这个“现实”充满了时代的畸形和错误，但是我们这样简短地，空洞地谈论这个“现实”是没有意义的，这才需要小说。

《像蚂蚁一样活着》并不算一篇太成功的小说，里面的人缺乏立场，像一团橡皮泥（正如很多人的真实状况），他们即便遭受了生活的洪流的冲刷和痛击，也引不起同情，里面的人像毛玻璃一样令人捉摸不透，也像毛玻璃一样无法反射出使其不幸的那些带来痛苦的“现实”。总之，人需要直面痛苦，更要超越、扬弃痛苦，因为人的一切作为，毕竟不是为了痛苦和无奈，而是为了幸福和坚定的（正如战争不是为了人们的死亡，而是为了让人们继续生活下去——尽管总是会有死亡）。

《同路人》迫切需要投稿。

下载地址：http://good.gd/234176.htm

有这样几句诗：

在马房隔壁的小土屋里，

风吹着窗纸沙沙作响，

几只泥脚带着雪走进来，

让马吃料，车子歇在风中。

奇怪啊，春天是如此的深深隐藏，

哪儿都无消息，都怕峥露头角，

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

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

据说冬天是好梦的侩子手，可以使心灵枯瘦，但实际上却恰好相反，冬天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好梦，人们的心灵则健壮得出奇。

酒吧的门被打开一条缝，悄无声息地进来一张脸，这张脸看上去非常的疲惫，他不屑地扫了扫四周，过一会，他跨进来，步伐匀速、满带哀愁，脸上有做梦一样憔悴的神色。他穿着淡色的灯芯绒西服，黑亮的头发全部梳到后面，一件黑色的风衣，一条深色的长裤，他的穿着平淡无奇，毫无特色，普通得可以直接投进监狱。

他先是趴在吧台上，酒保朝他谄媚地微笑，他象征性地点点头，只过了三秒钟，他的手里就多了一杯“猎户”威士忌。他一转身，酒保马上停止了脸部肌肉的运动，好像从来没有笑过一样。他拿着一杯烈酒，走向我。我们是两个陌生人。

我知道这种酒，对我来说，晚上八点就喝这种酒，实在是太早了点。因为如果你在十分钟之内喝下一小杯，我指的是那种三两左右的小杯，那么你就面红耳赤，头脑发胀，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活在世界上；再来一杯，你就会觉得自己又被活生生地抛进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荒凉，你多么需要爱情、友谊；再喝一杯，你就会觉得太阳穴那儿那根神经正在拼命抽打着自己，这个时候，你已经脆弱到了极限，爱情和友谊全都不需要了，你只想找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好好地照顾自己。

酒吧里放着萎靡不振的音乐，他进入酒吧，拿起一杯“猎户”，走到我的身边，坐下，看着我，不容置疑地说：“干杯！”

我们一饮而尽。他满带笑容，但是笑容并不平易近人，反而显得有些骄傲而自负。我判断：他大约三十多岁，比我大不了多少。

他说：“你是大学生吧？”

“毕业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哈哈，”他忽然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也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正式的工作。你是搞什么专业的？”

“学医的。”

“嗬，医生，让人崇拜，特别是让文学家们崇拜，”

我马上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是的，我看过这个小说。不过我觉得文学家不一定都崇拜医生，或者说不是真崇拜医生，他们只是想要治疗点什么，而医生是搞治疗的——医生治疗躯体，他们想要治疗灵魂。所以，这不是文学家对医生的崇拜，而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关注。

我说：“日瓦戈医生，对吗？”

他略微感到吃惊，嘴巴围成一个O字，两片几乎可以用来削苹果的剑眉高高扬起。

 “不简单，小伙子，”说完，他站起来，拿回两杯“猎户”，这个时候的酒吧还没有什么人，也没有那么拥挤，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脚底打了一下滑，差点跌倒。我站起来，接过他的两杯酒，贪婪地注视那琥珀色的“猎户”，对我来说，它实在过于醉人。

他指了指手中的酒，问我：“喝得惯吗？”

“好喝是好喝，但是对我来说太贵了。”

我们在二十分钟之内各自喝了一杯“猎户”，我的头就开始痛起来了，太阳穴旁边那根神经像抽水机的皮管一样鼓胀着。我瞄了一下手表，八点四十分，离回家睡觉还早，但是我对面的那个人就像一架自动的钢琴，他用被酒精浸染过的声带，用一种只有心灵遭受过巨大伤害的人才有的温柔嗓音，滔滔不绝地说着医生和文学家的关系，他对我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名字，其中有屠格涅夫的名字，这我知道。听着听着，我迅速地，用鼻翅变大，不张开嘴巴，只是稍微闭一下眼睛的方式打了一个哈欠。当然，这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礼貌。

他伸出两只手，作出要拥抱的样子，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度，有气无力地把两只手放在了他的髌骨边上。在我看来，这个姿势，只是一个叹息。

他抿了抿嘴唇，又喝干了杯中的酒，说：“我感到很热，口干舌燥，但是我还想和你再聊一会，到了九点半，我就得走了。”

我说：“我再去给你弄一杯酒来。”

“我一说话就停不下来，你是来喝酒的，却要陪我啰嗦，真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我也无所事事的。”

我起身又去酒保那里要了两杯酒。这个酒保又黑又瘦，像只穿着白色夹克的蟑螂，他表情怪异地说：“你们认识吗？”我说刚刚认识，他说那个男人常常喝醉，喝得烂醉，喝醉了就乱打电话，一开始还有男男女女来接他回去，后来慢慢地就没有人来接他回家了，但是他醉的次数却越来越多。酒保示意我要多加注意，我朝他吐了一口烟，带着绝对的厌恶，把他轻蔑地赶开了。

这已经是第三杯了。

他显得有点萎顿了，有的时候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只是嘴巴还是没有闭上，而且也没有闭上的迹象，他的嗓音显得越来越温柔：“你说，身体的疾病可以治疗，但是当一个人穷困潦倒，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不也是一种疾病吗？就比如说我吧，对我的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就躲在房间里喝酒，几杯酒下肚，头就晕了，意识就下降到一个不那么理智的水平，这个时候，好好地想念一下过去的岁月，就能获得一点点安宁。”

我说：“回忆过去还有这样的作用？我不相信。不过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找一个身心完全健康的人实在太困难了。”

他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中间还有一大堆人，想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辛苦一生，一个钱一个钱地攒，成为富人，但是已经要死了。在这三个状况中生存，没有一个身心健康的。”

他看了一下时间，说：“靠回忆来治疗疾病的例子很多，我以前看过一篇很短的小说，叫做《曙光别墅》，觉得不错，它写了一个孩子和一幢叫做曙光别墅的房子的故事。这是一幢神秘的房子，房子和围绕着房子的所有树木、灌木、溪流都像另外一个世界，这种神秘让孩子在这里初步学会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会了去发觉那些完全不起眼的事物中的美，他经常去那儿探险，雨天或者阳光普照的下午，在那里，有很多属于他的美好的回忆和画面。上大学以后，他很想去看看曙光别墅的主人，于是他借照顾房子的名义见到了它的主人，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老太太要他和她一起照顾这所房子，防止这所房子被房地产开发商骗取。但是他拒绝了这份工作，原因可能是它已经把自己摊开，失去了从前的神秘。最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城市的打手们正在使劲地拆除着这座房子。”

他眨了眨眼睛，柔和地说：“我也来回忆一下吧……”

接下来，前面的那个“我”就可以退场了，另外一个我出现了。

翻开铁路手册，就可以发现这个座落在浙赣线上的迷你小镇，一条铁路将其分成两半，东面的这一半较大，是居民区，间或也有几家做糕点或编竹席的作坊，几家小工厂，几个单位，西面的那一块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显得特别荒凉，土质只是适合长一些芨芨草和匍匐在地的植物。每天会有很多趟火车经过，但是只有两趟会停下，一趟是早上八点，从南国开往北国，一趟是下午四点，从北方开往南方。这两列火车轰隆隆地把那些出远门的人送向远方，并从远方带回本地，不管是远去还是远归，男的手上都拎着红色的编织袋，肩上背着黑色的上海牌旅行包；女的则提着篮子，篮子里装着水果，荔枝或者柑橘，她们的另外一只手牵着他们流着鼻涕的一脸幸福的孩子。

铁路的两边是高大，甚至有些巨大的水杉树，火车在这条水杉之路上呼啸而去的时候，每一个过往的游客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旅途是那样的漫长、乏味，如果没有这些印象，他们一定神志不清的。街道的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在夏日，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浓荫，在秋天，梧桐树上掉下来带着小梗的果实，砸在人们的头上，但没有人因此而受过伤，树皮脱离的那些部位，孩子们就在树上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树的汁液让这些图案达到了永恒。

小镇的最北面，是一个粮站。

我和我的朋友们十一二岁，活脱脱地就是一群狗，整日在烈日下面闲逛，每一个人都晒得像斯里兰卡的国际友人，这群狗几乎把小镇上所有的地方都丈量过了。最南面，是一条Y型的道路，那里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地方，修车的老师傅满脸油污，喜欢喝酒，他的腰上别着一个塑料瓶，蹲在地上蹲久了，就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喝两口，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他就用一种外地口音对我们说“小孩，过来”，他的口音特别奇怪，导致我们中间的某几个人真的会被搅糊涂，于是走过去，他一把抓住其中的一个，一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往那位孩子的脸上一捏，那个孩子的脸就黑了。孩子的妈妈刚好在隔壁的糕点店，她一听见自己孩子的叫声，就走出来，喊道：“你个天杀的外埠佬！”喊声刚落，修车人和孩子都跑了。

再往前，是一个大商店，里面有印着明星头像的卡片。

再往前的一棵树下，站着一位卖冰棍的人，他用一块木头使劲地敲着自行车后架上的一个绿色的木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有一床棉被，棉被里裹着冰棍，冰棍盖着棉被，不是要热死了，不就都融化了吗？不过，那个卖冰棍的人不担心这些事情。

再往前，就是最重要的车站了，这个车站没有名字，候车大厅刷成黄色，窗棂绿色，上面竖着“车站”两个醒目的红字。

我们就像福尔摩斯有一次办案的时候调用的贝克街少年情报搜集员一样，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条溪流，每一口池塘，每一个作坊、工厂，每一个商店，熟悉这里的幼儿园、小学、医院、电影院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小镇对我们已经完全摊开，毫无保留，但是让我们懊恼的是，我们一直没有进入了小镇最北面的那个粮站，因为它有一个大铁门，而且从没见它打开过，直到有一个六月的芬芳的下午。那恰好是梅雨季节，浓厚的云层低低地压着甘蔗林，那架势，就像一头巨大的老虎不屑一顾地抚摸着脚下的大地，云层离我们的头顶很近，几乎就像戴在我们的头上。云层上面的天空太蓝了，它就像上帝亲自调配出来的蓝色，不含任何的杂质。那些在蓝天下面游弋的燕子，它们的翅膀沾满了水，以至于它们的身躯都鼓胀了开来，它们穿梭在云层之间，悠闲地，逐渐地，变大，膨胀，像一团雾，或者像一团发开的面粉。这样的六月真让人琢磨不透，真让我们感到很渺小而忧伤，不过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忧伤，雷雨就已经来了。云层很快就变黑，阳光很快就被浓黑的云层给挡住，尽管还有一些光线不屈不挠地刺破黑云，落在人间，落在我们的头上，就像天上的恩泽悄悄地给我们的心注入了欢乐，让我们处在大海的漩涡中。很快，远处的一道闪电像刀子一样插在了甘蔗地上空，轰隆隆的雷声随即为此发出粗暴的喝彩声，整个世界迅速地黑暗了下来，像一头巨大的鲸鱼在乌蓝的海水中痛苦地翻滚着。雨很快，也异常着急地下下来了，雨水是绿色的，我们躲在被大风压弯的凹陷的甘蔗林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兴高采烈，我们大声呼号着，但被远处的滚滚的雷声淹没了。滚滚的雷声加重了我们的惆怅。十几分钟后，暴雨忽然停止，天空的黑罩倏然消失，好像被人轻轻取走了一样，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湛蓝的华盖。一切又重新沐浴在温和的阳光里。这就是亚热带。这就是亚热带干净、湛蓝的天空，芬芳、黏稠的六月。

我们已经被绵长的忧伤和粗暴的欢乐弄昏了头脑，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就稀稀拉拉走出甘蔗林，此时，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泥路就出现了，而且只有这一条了。于是我们走啊走啊，到了路的尽头，有一个狭窄的小门，进去是一个池塘，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很多黑色的圆顶和白色的筒状的大房子，房子的门上都标记了号码。这一切就像一个午后打盹时的梦。我们偷偷地推了一下门，门居然没有关，推门进去，扑入眼帘的首先是整片整片的金黄，然后是像山那般高的稻谷。这种初次的印象让我们的神思迅速地恍惚了起来，我被惊呆了，我想起了很多东西，刘备的粮仓、阎王的眼睛、故人的鸡黍、山前的白鹭……

不一会，门被打开，进来一位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和灰色长裤的老人，他笑眯眯地走过来，指了指门，意思是让我们出去。我们一行四人，刚想从溜进来的后门出去。老人说：“从前门走吧。”

这个梦就这么结束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必从那个小门走，只要走前门，先在大铁门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找到那个笑眯眯的老人，他就会打开门，放我们进去，我们朝他笑笑，他也朝我们笑笑，门就开了。

房子旁边长满了刺槐树、梧桐、皂荚树，都是一些不那么高的树，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树林，并且喜欢上这个小树林。这个小树林由四排还不是那么潇洒和伟岸的水杉树组成，水杉树种得很整齐，树下还长着一些苔藓，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水杉树的影子整齐划一地变换着它们的方位。我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打坐”的游戏，那就是一声不响地坐在树下，闭上眼睛，模仿电视里的高僧的样子。傻坐着当然毫无乐趣，于是我开始着力于捕捉、听到那些平时基本听不到的声音，比如天牛和金甲虫振翅的声音（有人说，昆虫的声音是光发出的声音），既然是打坐，这块小树林后来被我命名为“寺庙”，每次出门的时候，妈妈问我去哪里，我便回答：去寺庙。妈妈绝对搞不清楚我说的是哪儿，所以她绝对不会在黄昏已经逝去，人们已经安享完晚餐的那些时间里忽然出现在我们中间，让我回家，让我可怜兮兮恋恋不舍地回家，这让我很没有面子。我们发明了很多游戏，但是我最喜欢“打坐”，而另外那些庸俗不堪的朋友，喜欢打弹子或者拍洋片，对此我完全提不起什么兴趣。后来，我宁愿一个人去寺庙那儿，因为他们的喧闹破坏了我想要的宁静，破坏了我听到的各种虫子的声音，嗡嗡嗡忽远忽近的急促声，那是大黄蜂，沉闷的咝咝声，那是天牛，尖锐的咝咝声，那是一种很小但是很精致的黑色甲虫，它有着柔软而金黄的肚子，这种甲虫经常从老人的菜地那里飞过来，身上沾满丝瓜的苦味，如果是“突突”的声音，那一定是受了惊吓的，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大蝗虫。

至于那位老人，我们叫他“老头”，这位老头和所有的老人一样，不喜欢说话，喜欢用温柔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我玩了一阵，满头大汗地走的时候，他把一个西红柿放在身后，给我开门，然后把西红柿放到我的手上，对我说：“去吧，明天再来。”

我的探险生涯还在延续着，那一排水杉树后面，是一堵围墙，围墙的那边，有一座方形的红砖仓库，旁边有绿树环绕。那座房子的后面，经常性地，会隐约传来机器带动履带的咣啷咣啷的声音。那是什么呢？但是我的朋友们好像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探险的热情，因为据说这整个小镇的所有单位都已经被我们考察清楚了，宏伟的世界版图已经被我们这些探险家画好，不准别人再来更改，但是他们的游戏越来越愚蠢了。他们傻乎乎地把知了放在本来用来装药品的铁盒子里，第二天知了就死了，他们傻乎乎地在金甲虫的脖子上栓上细绳，用力地在空中抡圈，他们希望已经疲惫至极的甲虫重新振作起来，过了一会，拿在手上一看，绳子上只剩下一个很小的头，他们在我的寺庙那里挖出很多大坑，下面点上火，用树叶当柴火，试图烧开上面那个破搪瓷碗的水，烧开后把蝗虫的翅膀和最粗的那两条后腿撕掉，扔进“锅”里。

但是我不一样，我渴望继续探险，渴望继续扩大人类知识的版图。于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义无反顾地爬过了围墙，哧溜一下，窜进了那个院子。那是什么呢，房子外面有一架皮履带带动的机械装置，这个装置正在把一瓶瓶的汽水往一个黑色的大匣子里送，匣子负责给汽水加上瓶盖。房子里面有几个工人，他们在忙活着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用一个车子把没有瓶盖的汽水推出来，房子里面不时地传来工作的笑声。夏天，正午的太阳光照得我口干舌燥，蠢蠢欲动，但是我为我的想法而感到恐惧。夏天的泥地干巴巴的，我的汗水滴在上面，溅起一丁点的灰尘。一只雀儿从一棵棕榈树上嗖地跳到地上来，小小的嘴巴叽喳了两下，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和胆怯。于是我偷偷地踱到机器旁，我的心疯狂地颤抖了起来，连皮肤和肌肉也颤抖了起来，我体会到压倒性的力量吞没我的恐惧又产生新的恐惧。我一手抓起一瓶桔子汽水，放在身后，正准备踱回围墙那儿的时候，那个老人推开工厂的门，他先是戴上一个麦秆编成的草帽，慢慢地把帽绳系好，然后就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一幅惊恐的样子，看到我瘪三式地张着嘴巴，不敢动弹的愚样。那一刻，我想到我的人生也许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模样了，我再也不能去寺庙那里“打坐”，那过去的美好时光可能将会一去不复返了。我自己噼里啪啦地打着这些忧伤的算盘，甚至都没有感到后悔和痛心。

我很想跑，但是被老人如锥子一样的目光定住了。

老人果然发现了我手中的汽水，他慢慢地把工厂的大门关上，走了过来，转到我的身后，把我右手上捏着的那一瓶汽水抽了出来，放回了原地。

他轻声地说：“小朋友，喝一瓶够了。”

我站在那里，像一根折断了的裸露在烈日下的树枝。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直到我把瓶子凑到嘴边，咕咚咕咚地把汽水喝掉。我的喉咙里有很一句话想要喷出来却一直没有喷出来，那就是：“老爷爷，谢谢你！”

再次回到粮站的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那个时候我读大学一年级，但是一年下来，我好像没有从大学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暑假的时候，同学们纷纷找了实习单位。那时候我们有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信念，那就是大学生要紧密地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不能搞象牙塔那一套，一个人要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第一年暑假，我也没闲着，急急忙忙地想找个单位实习实习，或者想找个企业打打工，结果四处碰壁，我只好满脸胡茬、一脸颓废地回到家乡，每天躲在家里吃西瓜、看闲书，很快就赶上粮站一年之中最忙的时节了，夏粮要入库了。所谓夏粮入库，其实就是农民们把夏季粮食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农业税上交国库。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激动了起来，从床上一跃而起，胡子刮掉，头发剪短，申请去给粮站帮工了。粮站的工作人员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包括：检查稻谷是否混有其他杂料——如果发现混入了太多的稗子或者稻茎，就得用扬谷机（一种让稻谷和稗子等杂料互相分离的设备）重新“扬”一遍，把杂物扬弃掉；为上交的稻谷称重、登记；请农民们把稻谷背进粮库，堆到最里面的墙角，以后慢慢堆高，不允许乱堆。

当然，过了这么多年，那位笑眯眯的管理铁门的老人不见了，粮站也不再像我们少年时代那样空无一人，好像全部东西都是我们的似的（实际上粮站只有夏粮入库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月，才会热闹起来），但我还是有一种重回故地的感觉。我穿着迷彩长裤、拖鞋，外加一件从爸爸那里借来的卡其布的灰色衬衫，戴一个凉帽，晃晃悠悠地踩着自行车去上班了。

夏季的清晨还有些许凉意，但蝉的鸣叫已经开始热闹了起来。一到粮站，我迅速奔向那片过去被我们称为“寺庙”的水杉林，这些水杉已经长粗，且几乎有四层楼那么高，它们沐浴在夏季的晨光里，挺着潇洒的腰板。水杉树的旁边，茂密地长着莳萝、苍耳、牛蒡和各种低矮的灌木。过去的那些时光，那位笑眯眯的老爷爷，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放映着。

八点钟，工作开始了。已经有几位脸庞黑红，手臂粗硬，脖子上围着毛巾的农民在粮库门口等着了。一位戴着凉帽，头上包着毛巾，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穿着淡蓝色的衬衫和黑色长裤的工作人员坐在粮库门口，他对我说：“你是大学生啊，这里很辛苦的，你熬不熬得住哦？”

“当然熬得住喽。”

他用力地捏了捏我的胳膊：“体格不错，小伙子，先干点轻活，负责开扬谷机吧。”

开扬谷机对我来说实在太简单了，我先用手把扬谷机里面滞留的废料挖出来，倒进一个编织袋，然后让农民们把需要扬弃一下的稻谷倒进扬谷机上面的大漏斗里，按开关，机器就轰隆轰隆地转起来，扬谷机的风恰好可以把混迹在稻谷里的废物吹走。扬谷机多扬一遍，稻谷就得轻掉几斤，农民们就对我说，过一遍就够啦，不要再过啦。这个时候，我就把目光朝向那个戴眼镜的大伯（我叫他刘伯伯），一般他都会点点头，说可以了。

他经常说：“你们大学生毕业后不要都呆在省城嘛，要回来给家乡做点贡献嘛。”

“那我以后也来粮站工作吧。小时候我就经常来这里玩。”

“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候你又矮又胖，经常去门房的老王那里玩，对不对？”

“哈哈，是的。”

“来我们粮站就算了，我们这里工资待遇不好。”

这个刘伯伯是一个很酷的人，所有的来纳粮的农民都认识他，他喜欢抽烟，特别喜欢农民递给他的几块钱一包的烟，什么牡丹啦，红梅啦，雄狮啦，他把烟点起来，插在嘴里，也不用手去拿，活像一个火车的烟囱，“呼呼呼”地很快就抽完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进粮库，就发现那儿多了一个瘦小的妇人，她穿着粉色的衬衫，卡其色的长裤，还有一双白色的旅游鞋，看上去很温顺，脸很细长，眉毛和眼睛也很细长。

见到我，刘伯伯就说：“小伙子，你要换工作了，这是领导安排来的亲戚，来接替你管扬谷机。你从今天开始去搬田板啦。”

那个妇人睃了我一眼，我朝她笑笑，她一言不发地出门去了。

妇人走了以后，他忽然从身后拿出一个面糊，递给我。哟，里面还有鸡蛋呢，他说：“老婆做的，我让她今天早上做了两个。你快吃吧。吃完干体力活了。”

“我本来就是来干体力活，管扬谷机我还不想干呢。”

“呵呵，你以为天降大任与你，要先劳你筋骨啊。”

我的工作，是搬“田板”。粮库里的粮食已经越来越多，本来农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稻谷入库，现在他们得顺着田板把谷子往上堆，尽量堆高，才能增加一个粮库的利用率。麻袋和编织袋里装着的稻谷是很重的，最少一袋稻谷也要有八九十斤。田板也是很重的，因为它又宽又长，而且经常被稻谷埋住，我得使劲挖使劲刨才能把它弄出来，拖到另一个地方，让农民们沿着这块板走上去，每次拖一个地方，我的脚趾头间就夹满了谷子，又痛又痒。这还不算问题，问题是很多农民不愿意把稻谷搬上去堆高，他们有的爬上田板走了几步，就“哗”的一声把谷子倒在田板旁边了，有的干脆不上田板，直接倒在地上，我只好在旁边拼命地大喊“高一点”。也有一些非常善良、幽默的农民，他们红彤彤脸上洋溢着温暖，我让他们“高一点”的时候，他们咧着嘴，笑着说：“好！你要多高就多高！”

也有一两个特别偷懒的，他们直接把稻谷往地上一倒，其中的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胡子拉茬，皮肤黝黑，眼神布满了血丝，他不耐烦地把谷子往地上一扔，谷子都溢到门外去了。

我嗓门嘶哑地朝他吼道：“他妈的，你给我回来，把这些谷子搬上去！”

他说：“倒都倒掉了，还搬什么。”

我头脑一热，就说：“不管白道黑道，我都不怕你！”但是我马上就发现这是一句非常愚蠢的话，我真奇怪为什么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能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

此时，刘伯伯正皱着眉头，正在作登记。这个满眼血丝的家伙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扭头就走了。我冲过去，一把抓住了他肩胛骨那儿的那块衣服，衣服蘸满了汗水和盐渍，干了起来特别容易破，于是“嘶啦”一声，他的衣服被我撕破了。他的火气蹭地升腾了起来，他一只手用力地掐着我的脖子，一只脚放到我的身后，不到两秒钟就把我放倒在地上，很快，我的肚子上又被踹了一脚，我痛得蜷缩了起来。

刘伯伯一把抱住了他，大喝道：“张关良，你傻啦！”

张关良恶狠狠地冲着我吼道：“狗娘养的！”

猜我怎么着？我忍着剧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朝他挥挥手，示意他过来，然后略微下蹲，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他刚想抓我的头发，我又用膝盖撞击了一下他的小腹，他就像一袋土豆一样，摔在了地上。我走过去，脑海里已经浮现了守门员开球门球的图像，我想要用这个图像为行动的指南，给他的胸口来一脚。但是刘伯伯冲了过来，一下就把我按在了凳子上。平时话很多的他，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他把烟头吐掉，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块钱，一包烟，递给了那个被人扶起来的农民，把他送走了。

他说：“大学生怎么可以和别人打架呢。”

我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那个管扬谷机的女人进来看了我一眼，眉毛一挑，递过来一瓶水，说：“这个张关良很凶的。”

刘伯伯说：“他们村长的弟弟。平时也很凶。”

细眉毛又说：“他去年刚喝过一瓶敌敌畏。”

“啊，这么狠的脚色会喝敌敌畏？”

“还不是因为老婆的事情，”刘伯伯说，“他老婆去城里开出租车，结果被她的相好佬给杀了。”

细眉毛说：“别人都说他老婆在外面有相好的，他就是不相信。后来，那个杀人的人果然是他老婆的相好，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啊。”

“这个男人杀了他老婆以后，也去卧轨自杀了。”

“啊，那这个张关良干嘛要自杀？他也不为他孩子想想，”我说。

“他们没有孩子，不知道是谁的原因，他们一直没有生小孩。”

“张关良也自杀，我们谁也不相信啊，平时那么凶的一个人，到后来这么愚昧！”

刘伯伯叹了一口气：“可能是自责吧，是张关良让他老婆去城里开出租车的，说是开出租车赚钱，两个人一分居，时间久了，他老婆有了其他男人，本来他老婆和那个年轻的男人两个都不用死的哇。他喝了农药，还好发现及时。”

我点了点头，说：“嗯，看来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他说：“小伙子，要下雨了，快去外面帮忙。”

七月的天，果然就像梦一般。真的要下雨了，外面装满粮食的拖拉机已经排成了长队，正等着检验，人们忙着把塑料布往谷袋上盖，但是狂风很快就把这些塑料布掀开了，人们只好用绳子将布绑紧。

刘伯伯吼道：“你们快把拖拉机开到仓库里去！”

我们急急忙忙地打开粮库，让那些拖拉机开进去。但是队伍太长了，很多拖拉机没有办法调头，农民们急得骂娘。过了五分钟，雨就像一盆盆被人轻蔑地倒掉的水一样从天上泄了下来，霎那间，整个世界就像一条被人扔到水里的狗，到处都是人的骂声、雨声、风声。刘伯伯大声地说：“你们淋湿了没关系，粮食不能被淋湿了，你们就坐在塑料布上好了。”这个办法不错，那些塑料布和篷布还没有用绳子固定的拖拉机旁，农民们就坐在塑料布上，几个人使劲拉扯着，固定住，不让粮食被雨淋到。

我迅速地爬上了一台拖拉机，一屁股坐在篷布上，几个人抓着篷布的角，把粮食包得严严实实。七月的雨狂暴而美好，特别是当我们就身处在雨中，而不是坐在凉爽的阳台上观赏它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雨点落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凉爽，因为我们保护住了粮食，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对他人有益的人。更加神奇的是，那个下午的四点半，粮站的广播里传来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我想，如果有人把我们抢救粮食的过程拍摄下来，那一定有着非常精彩的声画效果呀。从那以后我一直喜欢很这个曲子，不仅仅因为那里有俄罗斯的大好河山，更重要的是这个曲子神奇地出现在了那个特定的下午。

那个特定的下午，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那些同样湿漉漉的人们靠墙坐在粮库门口吸烟。经历了一场那么大的暴风雨，我们居然快活地坐在一起，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工作。

那些人用醇厚的嗓音说着一种亲切、笨拙、质朴、迷人、让人安宁的语言，烟雾从他们花白的胡子下面喷出，湿漉漉的衣衫贴着他们健壮而宽阔的胸膛，是的，他们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工作，只想在这场强烈的暴风雨之后坐下、抽烟、聊天，仿佛这世界的残酷对他们来说也仅仅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我是他们的孩子，不仅仅是血缘的孩子，还是语言的孩子。那种亲切、笨拙、质朴的语言，那里没有与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和压迫有关的任何词汇。我一出生就掌握了这种语言，以及与这种语言缠绕在一起的性格。

在后来的一切生活中，当遇到精神的痛苦之时，我就去回忆这种语言，回忆那些是非分明的词语，回忆与这种语言匹配的习俗和生活，回忆它独特的韵味，回忆它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它总是对的，它带给我安宁，让我重新回到那一切的判断都没有受到损害的，婴儿般的往昔。

十点钟。他终于讲完了这个故事。酒吧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不过他们都在窃窃私语。

我喝醉了，但神志无比清楚，精力非常充沛，我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再喝一杯。

他也站起来，举起双手，说不喝了，谢谢你听完我这个无聊透顶的故事，我现在得走了，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呢，哈哈，再见，朋友，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见到你。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酒吧，外面冷风呼啸，他的脸上重新挂满了做梦一般憔悴的神色，仿佛与自己的意识进行着一场艰巨的、缠绵悱恻的斗争。

是啊，你还可以再喝一杯，这是第四杯，喝完以后，你什么也不要做，但不要停止分赠回忆和友情。为了世界的洁净着想，你最好学习一下那些临死的小动物，像它们那样，找一个安静、没有人、没有风、长满芦苇的水边，或者找一个长满紫色蚕豆花的野地，静静地躺下，深情地望着眼前的任何东西，要足够深情，深情得足以幸福地睡去。

六月念古

六月，六月！多么美丽的六月，自由而潦倒的六月，栀子花的芬芳让每个人都生活在酣醉中。在夜里的生科院，走着走着，拐角处就出现了很多的凤尾兰，她们开得迷狂而热烈，就像那些萨福亲自播种、亲自栽培、亲自敦促其开放的花……

不过，在六月，我那朝北的房间又闷又湿，让我怀疑所谓的“瘴气”几乎就是一种可以被触及的东西，它们就在空气里漂浮着。于是我想到了苏联小说《苦蓬》，在那不平静的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包迪克爱上了一个乡村姑娘纳塔利亚，是啊，在那里，时代和人都很残酷，但因为是在六月，因为络纬在鸣叫，因为吃了汁如血液的樱桃，因为蓝色的吊钟草，他们仍然要思考人生和未来，要接吻，要品尝带着苦蓬的苦味的愉悦——这就是伏尔加河边的六月。

络纬，想必就是纺织娘吧，在《诗经》里，它的名字叫做莎鸡，所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寿眉”。前面一句说宇宙的万事万物（昆虫）对古人来说就像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每一次月份的转变，它们就像远方的朋友定时出现在家门前；后一句说的是农耕文明，人家忙了一年，总要酿酒，春酒嘛，冬酿春熟，属于两次重酿的酒，酒力很猛，所以可“介寿眉”，用来延年益寿吧。所谓喝酒误事、伤身，其实没这种事。凡喝酒误事、伤身的人，即便滴酒不沾，事也照误、身也照伤，这是颠扑不破的定理。

房间闷湿，茶饭不香，能写点什么呢？写一下宗泽吧。

百度上有：宗泽（1060～1128）中国宋代抗金大臣，字汝霖，浙江义乌人，民族英雄。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北宋元祐六年（1091）应进士试，对策陈时弊，考官恶其直言，结果被“同进士出身”录取。

我要说，民族英雄是我们给他的称号，但是，这个称号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宗泽只是中国古代无数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员。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大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熟谙文武之道，所谓文武双全是也，他们平时峨冠博带，战时为王前驱。宗泽身为文官，却要率兵打战，就是一个明证。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不像现在的软弱文人，后者只会唧唧歪歪地为既成的势力集团和现实辩护（康德：从事物如此存在推出事物应该如此存在是不合法的），不久前看到一本书，书里写到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投在当权者怀里，要么被歪坐在资本家腿上”，这很有些“真理的颗粒”。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才不会吞吐那点小小的“自我”，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也不会躲进书斋搞些伪学问（管理学）。“内圣”到“外王”，对他们来说，是一条必然的道路。经世致用，造福百姓，保家卫国，这些都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正是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们生，驱使着他们死。

元佑八年（1093），宗泽被派往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宗泽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而妥善地处理完该县历年诉讼积案，显露了他处理政务的才能（个人素质高）。绍圣二年（1095）知府吕惠卿命宗泽巡视御河修建工程，这时宗泽适丧长子，他强忍悲痛，奉檄即行。这时天寒地冻，宗泽在巡视中发现不少民工僵于道旁，立即上书，建议推迟工期，待明年春天暖时再动工。次年春，“河成，所活甚众”（还是个人素质问题）。

此后，从元符元年（1098）至政和四年（1114），宗泽先后任衢州龙游、莱州胶水、晋州赵城、莱州掖县等四县知县。他从政20多年，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所至称治”，赢得了各地群从对他的信赖和爱戴（爱国爱民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于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权奸当道，宗泽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

是的！得不到重用是必然的。前面说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集综合个人能力和爱国爱民之心于一体，但还有一点很重要，没有这一点，有其他两点也白搭，那就是刚正不阿，品德高尚。其实，富有才干、品行高洁、爱国爱民，本来就应该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如果三点中有一点不行，那其余的最后肯定也不行。倘若略有才干，则变成阴谋家，倘若没有才干，就“谄媚惑主”、“妖言惑众”，这种型号的知识分子和宗泽他们刚好相反，他们愚蠢卑琐、品行恶劣、善于猜忌、嫉妒心强、卖国求安（这一切都为了攫取和维护自己的官位、女人、财宝），却往往掌握大权（惑主和惑众乃是腾龙术的最高境界）。

掌握大权的人不是宗泽，那就必然压迫排挤宗泽，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且现在仍在不停地上演！

随着辽、金不断南侵，宋王朝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下令将登州等四州提升为“次边”，要选拔一些干练的官员充任通判。政和五年（1115），宗泽升任登州通判。登州邻近京师，权贵势力伸手其间，仅宗室官田就有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纳租万余缗，都转嫁到当地百姓身上。宗泽看清了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刚正不阿的本性使其难以“为官”下去了。宣和元年（1119），年届六十的宗泽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鸿庆寺的虚衔，遂退居家乡义乌邻县东阳，结庐山谷间，拟著书自适以度晚年。后被人诬告蔑视道教，宗泽被发配镇江“编管”，失去了自由。

靖康元年（1126），宗泽任磁州知州，时金兵入侵，太原失守，真定危急，赴磁州的一些官员以种种借口不肯前去，只有宗泽率随从几十个人赴任……

建炎二年正月，金人大举入侵，泽大破之，金溃不成军，尽弃辎重。同年十月，金兵围攻北方门户真定，钦宗不派援兵，仅授宗泽一个“河北义兵总管”的空头衔，命他率部前往救援。真定陷落后，金兵分路南下，分遣数千骑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操戈登城指挥战登城指挥战头斗，命士兵以神臂弩射之，粉碎金兵的攻势后，打开城门，乘势纵兵追击，斩敌数百，缴获大量战利品。这是宋军首次击败金兵，极大地鼓舞了河朔各地宋军的斗志。

同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先后抵达开封，再次包围了宋都。钦宗任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命他们尽起河北兵马赴京勤王。十二月初，赵构传檄各地勤王军赴大名府集合。宗泽接到命令后，即率2000士兵从磁州出发，顶风冒雪，率先赶到大名，一见赵构便提出：“京师受困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缓”，要求尽快确定出师日期。赵构无意出师救援，对宗泽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久开封失陷。宗泽又一再要求出师救援，赵构只得拨出一部分军阶交宗泽，命他率先前往开德府。

靖康二年（1127）一月，宗泽率部队从大名向开德进发，一路上与金兵连打13仗，屡战屡胜，进驻开德。二月，宗泽率部继续向开封推进，击溃拦截的金兵，接连攻克南华、卫南、韦城，距开封已不远。这时，赵构却辗转后撤至东平、济州，拥兵观望，坐视宗泽孤军苦战。宗泽率军与金兵浴血奋战，虽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毕竟兵力有限，难以打破金兵对开封的重重包围。

前面说了，第二类知识分子总是不停地压迫、排挤第一类知识分子。太原失守，危及真定，也危及磁州，权贵们就将宗泽“发配”磁州，让其任磁州知州。这个做法在历史上也不停地上演着，看你不爽，就让你去干点重活，美其名曰“委以重任”，其实也是迫害，事情办成了，是委任者伯乐识马，事情办不成，则责其重罪。不过，由于第一类知识分子总是三位一体，他们却经常能把事情办成。能够把事情办成，倒不是因为他们身在其职难逃其责，也不是因为想要树点狗屁功名，甚至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他们只是三位一体，仅此而已，在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用智商、才干、毅力，频频把难题搞定。

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七日，宗泽到达开封，从整顿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入手。他下令逮捕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严禁盗窃，严惩奸商，采取限价政策；并发动群众疏通汴河、五丈河，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开封；同时恢复“税盐制”。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商旅云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宗泽加紧重建开封防务。他发动群众修复楼橹，加固城墙，开浚濠河，修造守御之具。并把散在开封内外的宋军组织起来，与正规军协同作战。为了对付金国的骑兵，他制造了“决胜战车”1200辆。宗泽在加强城防的同时，极力扩大防守范围，在城郊选险要这地，建了24座坚固的堡垒，派兵数万驻防；沿黄河修筑纵横相联的连珠寨，分兵把守；同时把开封府濒河72里，平摊府属16县负责防卫，令挖掘深阔各丈余的壕沟，沟外密植鹿砦，以防金国骑兵的冲击。这样，从开封至黄河南岸建立起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是有宋以来开封最强固的防卫设施。

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初，金兵分三路南下，企图先攻占开封，进而一举推毁南宋王朝。宗泽调兵遣将驰援郑州、滑州，以分金兵来攻开封之势；然后在开封近郊设伏，诱敌深入，以歼灭来犯之敌。

建炎二年（1128）一月，粘罕率大队人马从郑州方面进袭开封，进至开封城西7里的板桥，完全进入了宗泽部署的伏击圈。埋伏的宋军同时出击，四面围攻，金兵溃不成军，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延津、胙城、河阴等地，一直追到滑州，并捣毁了滑州城西30里的金兵囤积粮草辎重的营寨。二月，粘罕卷土重来，宗泽再次大败金兵于滑州，残余的金兵狼狈逃过黄河，从此不敢再向开封发动大规模进攻，确保了南宋王朝安全。

宗泽在开封整军布防的同时，不断上疏乞请高宗回銮。高宗空言搪塞，并于建炎元年（1127）十月以巡幸为名，从南京逃到扬州。

宗泽粉碎了金兵的猖狂进攻后，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北伐，并把联合被役各族共同抗金作为北伐的重要战略部署。宗泽对金兵内原辽国的降兵降将进行策反，又上书高宗，建议联合各民族共同抗金(是之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宗回銮。从建炎元年（1127）七月至二年（1128）五月，在不到一年的是间里，接连上了24封《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在准备北伐期间，建炎二年（1128）一月、三月、五月，宗泽又派人三次赴扬州，面奏北代准备情况和六月进兵渡河计划，乞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高宗不仅一再拒绝，反而越来越疑忌宗泽（心智的不健全可见一斑）。同年五月，高宗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宗泽为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待，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已成泡影，忧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十二日，宗泽在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怀着悲愤的心情与世长辞，时年70岁。

为什么宗泽打胜战，岳飞打胜战，最后还是亡了国？究其本质，想必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在从中作祟（甚至连皇帝本人都成为了这样的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定期清理这种垃圾的机制，久而久之，亡国灭种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的时候迂腐过头，过分愚忠于使其走上仕途的“圣上”，有的甚至只效忠于使其走上仕途的“那一位”圣上（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了），这反而阻碍了他们创造出更大的意义。这当然是因为在封建时代人的心智各方面都受着巨大的桎梏，这些桎梏之中最坚实的，大概就是所谓父子和君臣关系喽。这些桎梏直到新民主义革命才被彻底地打碎了，也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意义，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让一切的腐朽和民族的劣根都得到了尽情的荡涤和洗刷。

再啰嗦一句，岳飞是宗泽的部下，不过名声远大于宗泽。我以前说过，形象是需要塑造的（名声也是），我国的现当代文人一直没有人好好写过宗泽，拍过宗泽，他们倒很喜欢岳飞。我把原因归为以下这一点：岳飞背有纹身，更像明星，且会吟诗，“风流倜傥”。这些都是中国现当代文人喜欢的，也是他们理想中的自己的形象。对于这些文人，只能说，滚蛋！一个文人，只要心术不正，他就必定看不清历史，他就必定只能纠缠于纹身、吟诗这样无聊的细枝末节，也就必定会将真正清晰的东西搅乱，搅浑。

之所以要写一下宗泽，并不是要说宗泽比岳飞更重要（没有什么好比的，比较是自信心薄弱的表现），不是为他增添一些历史的重要性，甚至也不是要塑造宗泽的形象。不过，我相信，真正重要和优秀的东西，必然会在一切的时空中，以其绝对的不可替代性，显示出它自身来。

电话中的平遥

小张去了山西平遥，一个古城，去作她的令人羡慕的毕业旅行去了。

作为一个南方佬，我对北方有着概念上的崇～～拜（读音从第三声开始，结束于第四声），这一点，我和很多在概念上就觉得北方“脏”、“冷”、“落后”的南方人完全不一样。我想，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看了一些写北方的书吧，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啦，贾平凹的《油月亮》啦，张承志的《金牧场》啦，刘白羽笔下的富尔拉基啦（《刘白羽散文选》），还有海子，他笔下的那悲凉而沉重的青海，可以刺瞎人的眼睛的金黄的麦子啦（啊，这在《海子诗全编》中历历可数），不知不觉地，“北国”和“南国”这两个概念就成为了我很喜欢的概念，尽管喜欢概念本身，而不去使用它们，是不对的，不对就不对吧，管他呢。去年冬天，上淘宝，问一个呼伦贝尔的卖家买了几枚人像勋章，还请他给我寄几张呼伦贝尔的明信片，结果这个小子说没有明信片，说给我寄一张他拍摄的雪景，好吧，雪景就雪景吧，照片一到，一看，拐翻！这个小子太小资了，居然只拍了一盆被雪覆盖着的剑兰花，这种照片哪儿没有，和我心目中的，处于内蒙大草原上的，辽阔而刚强的“呼伦贝尔”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浪费感情！

彻底闲暇，或在午后，昏昏沉沉地打盹的时候，“北国”这个词一出现，电影就开始了，所有的画面就会忙不迭地涌现在脑海中，那雪花纷飞的北国，那寒冷而洁净的天空，那英姿飒爽的白桦，那黑色的墨汁一样的土地，那整齐的房舍……我咀嚼着这些画面，甚至还会动点情呢，我就好像一只椋鸟一样，在那些画面内流连忘返。谈点文学吧，你看布勒东，他们提倡“自动写作”（昏昏沉沉），现在看来还是有点意思的。

我对小张说：“到了平遥，打个电话给我，向我描述一下平遥吧。”

她打来了，说：“喂，买买提，我到平遥了。你在干嘛啦？”

“我在看《寅次郎的故事》。”

“难怪，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像阿寅啊。哈哈，我一到北方，北方就下雨。”

“你带去了清凉。”

“现在平遥的温度挺低的，我住在一个幽静的院子里，有屏风，两只狗，很多太阳花，一棵梧桐树。昨天的平遥阳光灿烂，阒寂无声。”

“什么无声？”

“阒寂无声。阒嘛，就是一个门一个目一个犬。”

“唉，我的文化太低了。”

“这家旅馆才80块一天，房间很大，两个炕，炕和炕之间还有一条茶几，墙上贴满了剪纸。还供奉着土地爷。”

“噶爽的！”

“我向你汇报一下吧，平遥有82条胡同，住着不到4万人，没有一条商业街。景点有17个，全是那种几进几进的大院，屋檐是灰色，墙壁上画满了壁画，它们的全部门票加起来是160块，不过现在打半折，我有学生证，估计可以再打个半折。”

“哦。懂了。有什么著名的吗？”

“最著名是二郎庙了吧。”

“……”（我完全不知道）

“这里的建筑都是灰色系的，没有饭店，只有路边的凉皮和馍馍卖，看来这里的人都不上饭店吃饭的。这里的整个气氛很好，让我想起了美好的八十年代，而且，到处都是银铃般的笑声。”

“我靠！受不了了。”

“哈哈。下次带你来。不过我找不到卖明信片的地方。”

“不要寄了。你给我买一个布老虎吧，那种民间玩具。”

“好的。”

“那不说了，再见吧。”

“我找电话找了20分钟，就讲5分钟？”

“嘿嘿，我要继续看《寅次郎的故事》了，这一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海岛，寅次郎又爱上了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家的后窗望出去就是湛蓝的大海啊，她开了一家店，寅次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进货，在一个十分狭长的堤坝上，他歪歪扭扭地骑着破自行车，后面带着一个泡沫的箱子。现在他正在卖海鲜呢。不过，好像这个海岛上的船长和神父都爱这个女人，阿寅又要失恋喽。”

想到在鲁迅的《集外集》曾经看到过一句话，好像是关于“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但不能精确记忆，于是就去Google上搜索了一把，发现是：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然后又看到几位“博主”这样来写这句话：西方近代文化由于充分主张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解放，因此无论是“乐观”抑或“颓唐和厌世”，这都是“活人”的精神状态，又“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此公把鲁迅的话放到西方近代文化，好像这样才能理解鲁迅一样。

又看到某位不知名的文人熊以谦写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一文，里面说到：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这真是无赖一般的扯淡。

又想起最近在编《同路人》的杂志，本想写个后记，把写文章的宗旨给点一点，于是就写了下面这个后记：

泾渭如此分明的“中国书” VS“外国书”，僵尸的乐观VS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到如今当然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是入世和厌世，倒是青年人的两大态度，只不过我们要的是活人的入世和厌世，并要把它们写出来。

什么是僵尸的入世呢？

古人说学而优则仕，今人则学而优则出国，则发文章、则赚钱……最终就是为了成为衣着光鲜的上等人（尽管那些目标不学也是可以达到的）。不过，那是不用劳驾“写文章”来“劝”的，因为已经有了无数张长在父母、朋友脸上的嘴巴，正在拼命地“劝”着我们哩，这样的劝法劝出来的入世法，真是僵尸的入世，因为世上只多了一些作为个人的名流和“仕”，这些人的最终结局，也就是必然结局，就是死掉，然后成为僵尸，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入世的人一开始就是僵尸，只不过是一个生前比较显赫、占有很多资源的僵尸罢了。

重要的是，那大多数成不了“仕”的人，并不会活得更好一些。

什么是活人的厌世呢？

这样的“世”，我们是要厌恶的，但要活人的厌世，因为只有活人的身体，才能像一面生机勃勃的镜子一般，映射出这个被嫌恶的“世”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活人的身体，“世”才能在他们身上烙下痕迹，才能让我们看到烙印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忍受、呻吟、挣扎……直至毁灭。所以活人的厌世，其实也是入世的，因为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世”，还是希望它变得更美好一些。

什么是活人的入世呢？

想必应该是在世上寻找那些本来就不多的真善美，并把真善美揭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并因此而感到一丝的欣慰吧。

在这里，“世上”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反过来，在个人的幻想中的，理念中的真善美是很容易找的（这就像劝人把目光投向彼岸世界和幻想的一种宗教），找到并写出来，其实还是僵尸的真善美，既然都已经是僵尸了，也真善美不了哪里去。

什么是死人的厌世呢？

没有这回事，因为死都死了，还能厌世乎？

活人的乐观和活人的颓唐都是好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也是好的。

写完以后，顿觉用来当后记很不合适，就放到博客上吧。

三个青年学生

在杭州的植物园边上，现在坐着三个青年学生，两男一女，他们坐在一棵春天的棕榈树下，离他们几丈远，是一条小溪，小溪的边上开满了瘦弱、铺陈的太阳花；水的淙淙，就像少女无邪而灿烂的笑声。再远一点，就是马路了，春日的马路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汽车们则亢奋地吼叫着，推推搡搡地往前蠕动——“车水马龙”和春天多么不和谐。

这三个人中，两个男青年，一个姓刘一个姓郑，女的姓张，他们正在谈论些什么。

这个时候，远处有一个正在锻炼身体的老人，他穿着嫩绿的T恤衫，头发梳得精亮，正在把一条腿放在栏杆上压腿。

郑说：“看哪，这个人与时间作斗争的方式多么滑稽。”

张说：“压着压着，‘咯嘣’一声……”

“哈哈！”三人大笑。

刘接着说：“我觉得老人总是和城市不般配。老人老人应该呆着和泥土更接近的地方，比如呆在村庄里，呆着遥远的，风景优美的养老院里，如果实在要呆在城市里，他们应该留在家里，靠回忆度日，不要出门啦。”

郑：“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看到过很多老人在树林里吹拉弹唱，还跳交谊舞，老太太搂着更老的老头……简直是……还看到一些已经很老很老的老太太，穿着连衣裙，脸上画着浓妆，简直就像驴粪蛋上下的霜。”

“啊，太丑陋了！”他们一齐说道。

张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老人首先应该有尊严。站在那里，就像一尊雕像，这才像一个老人。这才是老人应该有的形象嘛，罗中立画过一个老农民，把中国农民搞得太轻佻了点，他是不理解中国农民的，他只是觉得他们很善良、很劳顿、很辛苦，这是不对的。他没有真正塑造出我们的中国老农民那种知天命的豁达、辽阔的心胸、毫发未损的人格。这才是一个老农民应该有的形象，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老农的形象。”

刘说：“你说的毫发未损的人格很重要。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把本民族的老农民一个个整得跟脑髓被抽掉似的，最丑陋的就是赵本山表演的那老农民了，就像年轻时候没有见过市场经济和大把商品，现在无比饥渴地想要摸这些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流行歌手和生猛时鲜几把似的。我还看过一个中央七套的节目，找了一个老农民，让他一边剥玉米一边上蹿下跳地唱‘你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简直受不了。你说，一个老人像个猴子一样兴奋地上蹿下跳，你说还不丑陋吗？”

张说：“是啊，太丑陋了。在这个时代，我们从来见不到中国老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他们变成了完全多余的人，他们被生活抛弃，只好自己去找生活，但是找到的生活又不适合老人，所以最后都很丑陋。”

郑说：“这是社会问题，不是老人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老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现在还埋藏在他们中间，只不过被各种东西深深地掩盖住了。”

刘说：“是啊，一切都变得荒里荒唐。在整个大江南北，老人都不像老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那些质朴和毫发未损的人格都去哪里了呢。我印象中的老人的形象，是温和的，不骄躁的，就像几百年的大树一样沧桑而稳重地注视着整个社会，根本不屑于和这个肮脏的世界发生任何关系。”

张说：“发生关系也可以，那一定是最富有尊严地出现在世界中。我看到过一张托尔斯泰的照片，他穿着亚麻的衬衣，磴着皮靴，站在树林里，高尔基站在身边，为他点烟。托尔斯泰目光炯炯地对着镜头，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懒得写小说给俄国的那帮所谓的上层人物看了。他说，他们需要的不是看贵妇怎样爱上军官，而是放弃自己的地位和聚集的财富。他知道这后一个目标的达到光靠写小说是不行的。”

郑说：“你说的是托尔斯泰，我们说的是中国老人。现在有很多老人们颤颤巍巍地站在银行里排队取钱。他们被逼着去学习根本用不着的东西，这很让人心酸的呀。”

刘叹了口气，说：“是啊……老人本来就和城市不般配。我觉得现代城市文明——如果有这个文明的话——已经很丑陋了。白天，成千上万的人在单位打工，为了赚点钱，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打折商场，听演唱会，去人最多、服务态度最差的饭店吃饭，看同一部电视剧。他们的生态系统简单得不堪一击，赚钱、花钱，迅速地吃、迅速地拉，然后用最低级，最恶俗的文化来休息。这些小市民就这样生活在丑陋中，更丑陋的是靠小市民的消费而发财的资本家，比如房地产老总啦，银泰老板啦，其实这些人也不能算资本家的，他们只是更有钱的小市民而已，这些更有钱的小市民，消费的只是外国商场、外国演唱会、吃外国食物而已。这样的系统有什么希望呢？在城市里的老人们就像一群和整个生态系统格格不入的外来浮萍。城市是很丑陋的，这些本来就与之格格不入的老人们本来应该完全不理会这些丑东西的。”

张说：“按照你的说法，城市里的老人不应该出门，外面就剩下小市民了。这也很糟糕啊。”

刘说：“但是小市民加老人，那不是更糟糕啊。”

张：“……”

郑说：“有一种人，是很会骑墙的。小刘你们不是学文科的吗，我看很多学文科的人都恶心。他们书是看了一些的，甚至也还能看懂的，就自以为比我们所说的小市民多出了很多东西，整天摇头晃脑的，老觉得自己高人几等呢。”

张说：“是啊，我们研究生不是上小课的嘛。这种摇头晃脑的人经常出现的，还经常发言，说的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而他们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什么‘灵魂在混沌中的自动写作’。我真想抓起一本书扔过去。这种人，叫做……”

“神经病！”，传来一片笑声。

张说：“我见过太多神经病了。我觉得这些人比小市民还糟糕，小市民还是老老实实地当小市民的，顶多蝇营狗苟一点，这些人却蹲在暗处，自以为摸到了一点别人都摸不到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也说不清楚，装神弄鬼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觉得自己比小市民高明不知道多少倍，”张继续说，“不过，有一个办法。你一让他们写点清楚明白的文章，让他们在文章里放几个参考文献，他们马上就蔫了。我们人文学院里，混杂着很多这样的人，迟迟都毕业不了，一直延期着呢。”

郑说：“我靠，你们学院太过分了。”

刘说：“哎呀，你是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里很糟糕的呢。你们学理工科的，总还得学点微积分学点大学物理的，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严格训练的课程的，由于不需要这种严格训练，都自说自话的，很多文科老师自己也装神弄鬼，搞得学生更变成神经病了。住我对面有一个金华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硕士还没有毕业，经常买些特价书，却一本也不看。整天逮牢别人就说宗教问题，说什么现代的佛教么太虚伪，基督教么太无能，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才对。我被他烦死了。”

郑说：“不说了不说了。呵呵。”

刘说：“现在来审判审判你，小郑同学。我还不知道你们理工科的那副德性吗？哈哈。先说理科吧，首先是文章，你们在国外发了很多文章，数据么经常捏造，最近医学院不是被抓了一个嘛。更可恨的是，现在大学校长一个个都跟土鳖似的，好像文章只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就光焰万丈了，好像只要在国外发了文章，生产力就上去了似的。结果呢，文章么发了一堆。真正变成生产力和技术的，于国于民有那么一点用处的东西呢，没有。结果是，多了几个教授，博导，以基础学科为名，骗了大量课题经费……”

郑说：“你说的是理科，我们是搞生产力的。”

张说：“那你们单位搞出了点什么呀？”

郑说：“搞出点什么就不和你说了。你也知道，我们工科生都是导师的打工仔和廉价劳动力，导师就是那摩温。我的导师手头的国家课题有好几个，但是钱都被他自己赚去了，他现在在英国买了房子和车子，还说，在中国开车太危险，他喜欢在英国开。技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商品，我们导师有技术，就可以以课题的形式，高价卖给国家。还有的老板更恶心，国家给你一大笔课题费，你拿发票去报销，买一台10万块的仪器，让对方开20万的发票，自己净赚10万块。这种事情很多啊，反正是一个黑箱，只有导师本人和核心成员才知道黑箱里到底发生了点什么。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军方项目，来阶段验收的军方代表根本什么都不懂的，我导师对我们说，只要让那个军方代表按那个红键，然后让他看到另外一头的一根管子伸出来，就搞定啦，你说，导师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有的学生工作出色，导师就不放他走，一定让他延期延到不能再延为止，为什么，因为这样导师可以通过学生赚更多的钱。”

刘说：“懂了，文科生么装神弄鬼，觉得自己摸到了精神大门的门环，理科生么只想成为杨振宁，成为物理界名流，泡个年轻女人，于国于民一点用也没有，工科生最可怜，但也最可恨，脑子就想着赚国家的钱。什么科研攻关，要是对个人没有好处，肯定一个个都躺倒在地上，啥都不干。”

“哈哈……”

三个青年学生，两男一女，他们坐在一棵春天的棕榈树下，他们正在说着什么，是的，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虚弱、飘渺、不值一提，就像闪电即将来临之前的电磁波。

林仲圯

林仲圯是我的朋友。

多年前的一个九月的一天，我走进宿舍，遇到了一个戴着啤酒瓶底一样眼镜的中年人，他穿着一件汗啧啧的老头汗衫，坐在床上扇扇子，在他的身边坐着林仲圯，后者用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了，那是他的父亲，这是我的室友，他们两人都留着平头，有着棱角分明的脸，他们都近视，却都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我问：“仲圯？你在家排行老二？”

“没有，就他一个，呵呵”，他的父亲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后握手。大学时光就这么开始了。

我们的宿舍住八个人，混杂着新闻系和历史系两个系。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每到晚上，我们一躺在竹席上，感觉就像躺在了炕上一样。林仲圯和我都睡上铺，两个人头对头睡，寝室里其他的同学，都是脚对脚睡的，甚至上下铺也保持着头脚的一致。炎热的夏季，寝室里没有一丝风，他一伸手，就来摸我的头发，将我弄醒，问：“大学应该是怎么过的？”我糊答答地说：“看书、睡觉、找女朋友。”他咧着嘴咳咳地笑了起来，说：唔，我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炎热的夏季终于过去，人们开始渐渐熟悉了起来，也渐渐地开始谈论各自的老家和过去的经历。几个历史系的人一开始就把林仲圯唤作林仲“QI”，于是林仲圯只好一个个地纠正。他告诉他们，他的父亲用李白的诗句“我在圯桥上，怀古钦英风”给他取了名字，听到这里，历史系的同学们的眼睛总是会蒙上雾气。当林仲圯介绍自己说“喜欢文学”的时候，人们马上就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期杂志上经常出现的征婚广告——“某某某，男，30岁，身高1.72米，在事业单位上班，喜欢文学，爱舞文弄墨，欲求善良知性30岁以下的女性共结良缘”。喜欢文学，在上世纪末那样一个时代里，是很使人“眼睛蒙上雾气”的。他们理解的文学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上海宝贝》和《挪威的森林》之类的流行小说也是文学，早一点的武侠小说也是文学。当然，外国文学也是文学。这些稍微有点文化的大学生们很清楚，文学是不能转变成生产力，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反而会成为一个人谋生的障碍。所以当人们从他的抽屉里翻出《彷徨》、《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的时候，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小子们立刻就像发现了基因变种生物一样，瞪大着眼睛，眼睛瞪大以后，纷纷向自己和朋友宣布“林仲圯非吾辈中人也”，然后揶揄和调侃他，说“什么年代了，还看这种书”，揶揄和调侃完以后，就再也不理他了，开始从事煲电话粥、打电脑游戏、上网聊天、泡妞、健身塑形等工作去了。

林仲圯就在喧闹的宿舍里，躺在自己的床上，用衣服把枕头垫高，一只脚搁在另外一只上面，捧着书本，时不时地发出冒着轻微傻气的笑声。久而久之，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忘却他的存在的，他变成了一个墙角，一个脸盆架。

渐渐地，人们凭着直觉和经验弄清楚了林仲圯的性格，终于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喜欢看书，但又不内向的人，是一个愿意为他人服务的老好人，所以室友们在需要打饭、倒垃圾，或者需要办点其他事情的时候，就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林仲圯，差遣他干这干那。而林仲圯总是笑眯眯、美滋滋地替别人办着事。比如，每当吃饭的时候，林仲圯一拿起自己的饭盆，立刻就会有三张饭卡、三个饭盆，从电脑后面、被窝里、电话机旁，一起递给他，然后说“我要豆腐，谢谢”、“给我随便打点吧，最好弄点虾仁和芹菜”、“打和你一样的菜”。十五分钟后，林仲圯回到宿舍，他像一只螃蟹一样把两只手摊开，每只手和手臂上粘着两个饭盆。我有时也要在楼下叫“林仲圯”的名字，因为叫其他人的名字，这“其他人”们是不会搭理我的，只有林仲圯会从床铺上跳下来，把头伸出窗外。

我说：“把我的手机扔下来吧。”

林仲圯疑惑地问：“手机？这是五楼哎。你这个人。”

我把衣服的下摆捞起来，形成一个大口袋。他嘴里唠叨着“你这个人”，把手机扔了下来。手机落在布袋里，上下跳跃几番，最后稳当当地被兜了起来。

深夜里，室友们在吹嘘自己与女网友的一夜情，大谈仗着自己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利用来自其他学校的女生的崇拜而玩弄女性的人生经历，争论同班女同学的乳房到底是垫高还是真的高。说某某怎么每次上课都迟到，而且每次迟到都这么从容淡定，可以挺着像一对火箭炮一样的乳房，“咯噔咯噔”地走进教室，这种“咯噔咯噔”一出现，整个宿舍都一起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我对于这种卧谈是“既来之则安之”，但是来自福建的林仲圯同学是绝不会加入这个游戏的。但是他又睡不着，正痛苦地闭着眼睛呢。

我说：“好咧，他妈的不要说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早上的课有什么好上的，睡觉要紧，”有两位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来自宁波的室友还加了一句，“娘希匹，睡觉还早类！”

此时的林仲圯正使劲地往窗外的夜空看着，城市的夜空是红色的，因为霓虹灯太多。

他摸了摸我的头发，说：“我们老家的晚上不是这样的。我家就靠近你们浙江的苍南，房子后有一条宽阔的溪流。夏天的夜里，我经常躺在楼顶睡露天觉，但是半夜以后就不行了，浑身都是露水，冷死了。”“不过，最舒服的是秋天。我们那里的人都睡觉很早的呐，一到九点，风吹着窗玻璃，发出哐琅哐琅的声音，其他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他们说‘山里深秋夜，萦回万物悲’，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那儿吧。”——我一直都不清楚这两句话是谁写的，林仲圯大概是从哪本不太有名的书里读到的吧。

深夜的室友们总是很不安宁，唧唧歪歪地闹腾着。来自对门宿舍的大汉“攻上”了我们宿舍的，著名的，操一口温柔的吴侬软语的，是男人但是非常女相的，长相过于标致的，新闻班公认的“班花”的床，大汉把班花压在下面，班花就发出了腻腻呶呶的叫声，这种叫声让大汉和宿舍里其他的几位怀春少年感到无限的满足，无限的满足后，大汉在人们的捧腹大笑中，空虚虚、汗涔涔地走了，留下一个凌乱的床铺给“班花”来整理。我观赏完那边的节目，参加完那边的卧谈后，也就躺下了，但我总要先和林仲圯说几句话再睡，因为头对头睡觉的室友不说几句话，显得彼此都太冷酷了，而他总是不爱说话，我怕他这样子会憋坏。

于是我对他说（其实是没话找话）：“《彷徨》借我看看吧。以前我看过的，第一篇就是《祝福》，印象很深。”

“你怎么看这篇小说？”

“我是看了就忘了，随便看看的。反正祥林嫂太惨了，我就记住了她老是要说孩子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唔……”，他叹了口气，“还有她额头上的伤疤，对吧？”

“对对，嘿嘿。”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鲁镇的每一个人。是整个社会让祥林嫂这么悲惨的。不过每个人都记住了那些悲惨的一个人，祥林嫂、孔乙己，甚至阿Q啦，人们从来不去关心他们所处的世界。正是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他们不幸的呀，人们都只记住了那个，忘记这个了。文学不应该只写个体的悲惨，而要让人们去看清，去改变那世界的，社会的黑暗啊，这才是文学的价值嘛。”

“哦？”我说。

“噢哟，还文学的价值呢，”有人说。

“好咧！他妈的不要说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不知道从哪个被窝里，传来这样瓮声瓮气的声音。

林仲圯是喜欢和人谈文学的，他还经常窜到中文系去听课。听完以后，他却对我说他太讨厌中文系的老师了，他们都是鸟人。他说他去听了中文系一个留着长发的，时常穿着唐装的，喜欢把自己整成“摩登的粹然醇儒”的副教授讲近现代文学，这个老师说，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好，那是因为鲁迅的写法是现代派的，是把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嫁接到中国后的产物；这个老师还说“不要以为鲁迅的生活是很战斗的，他是住在租界的洋房里的，连杂文的名字都是‘且介亭’，‘租界’两字去掉偏旁嘛。生活都是许广平料理的，平时还经常喝咖啡坐人力车，还经常看洋电影”；当讲到李金发和戴望舒的时候，这个老师居然说他也会写诗，他当众朗诵了一首，什么“你的头发在我金色的茶杯里喧腾翻滚，恰如你墨绿色的情欲”，云云。此外，还有一位教授，他在给每一届学生上课的时候都会饱蘸深情地朗诵普希金的诗歌，然后忧伤地望着那些漂亮一点的女同学，后来还拿出普希金的夫人的画像给同学们看，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女性，可惜我不能生活在彼时和彼刻”，露椎心泣血之状。林仲圯对他们两位的评价是一样的：媚外、阴暗、猥琐、好色。他的认真和杰出的评价，使我捧腹，捧得我几乎跪在了地上，他追着我，真诚地看定我，说：“书楷！不要笑嘛！正是这些鸟人让文学失去了价值啊！”

很清楚，他比我们寝室的任何一个人都喜欢看书、思考。在林仲圯看来，文学作品不是用来享受的，甚至不应该仅仅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和黑暗的世界，和一切肮脏的东西作斗争。所以他爱看那些“为人生”的，与现实发生着摩擦的文学（比如苏联的“同路人”文学团体），更喜欢看那些于黑暗和污秽中寻求光明的文学，比如他从旧书摊上花了三块钱买回来的一本薄薄的《蟹工船》。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窗外呼啸的北风像个亢奋的足球运动员一样使劲踢着楼道里的各种垃圾，发出巨大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外面下着小雨，雪粒子簌簌地打在玻璃上。我正在臭烘烘的，同时也因为人多而暖洋洋的宿舍里，和历史系的那几个家伙打扑克，林仲圯从外面兴冲冲地回来，一进门，他就一把拽住我的袖子，“书楷，走，带你去个地方”，我屁滚尿流地被他带走了，要知道，我们这是去吹风和挨雪粒子啊：

在一条两边的枝桠都已经变得光秃秃的林荫道上，我骑着车，雪粒子像枪子儿一样打在我脸上，眼镜片模糊了，眼睛被风吹得生疼了。那条路像狂风在大地上吹出来的一道巨大的裂痕。我想林仲圯的情况应该比我更糟吧，因为他骑得比我更快呀，但是，各位看官，你们想象不到，在这样的狂风冷雨中，他居然咧着嘴，傻乎乎地，好像拾到金豆一般，露着满足的微笑呢！

“这就是《蟹工船》里的在海上劳动的杂工的感觉，哈哈哈哈，”他已经被冻得像一尊未完工的雕像，他还这样说。

“他妈的，你这个傻屌！受不了你。”我侧过身，擤一把像煮熟的面一样挂在下巴上的鼻涕，擦一下被风吹出来的泪水，哆哆嗦嗦地滚到了床上。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辗转难眠，于是找出那本他送给我的《蟹工船》——书已经很破旧了，我看到：

“杂工正在干活，阵阵冷风穿透衣衫，冻得嘴唇发紫。天气越冷，盐块一般干硬的雪粒呼呼地刮得越凶。雪粒子像玻璃碴子，扎在匍匐在甲板上劳动的渔工和杂工的脸上、手上。波浪一冲刷过甲板，马上就冻成一层冰，变得滑溜溜的。大家只好从甲板这边到甲板那边拉上缆绳，像晒尿布一样把自己拴在上面……”小林多喜二写得真好啊！为了这么好的小说，难道不应该去体验一下那种玻璃碴子一样的雪粒子吗？这些描写难道没有扩大我们经验的疆域，教育我们去获得一些宝贵的感觉和经验吗？

多年后的那一个深夜，我也想起了林仲圯，还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

他曾经无比严厉地训斥过两个同学。

事情是这样的：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八人宿舍里的人来说，最难熬的莫过于夜晚了，在炎热的夏天被活活热醒，从此睁眼到天亮；在午夜两点被活活饿醒，然后用颤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白天吃剩的半块方便面；以及在春天的雨夜，暖韵律催的，使得我们的情欲也“喧腾翻滚”起来；最最难熬的应该是在冬天冷飕飕的夜里被尿活活憋醒了，那时，谁也不愿意离开暖烘烘的被窝——去楼道尽头——去左拐角处——去最里边的厕所——去解决问题。于是宿舍里的两位尿频的人，一位叫做吴钟鸣，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娘希匹”，一遇到这种情况，他俩就到门外对着宿舍外面的垃圾桶（每个宿舍门口都有一个）发动冬季攻势。

大楼的清洁工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削瘦的，皱纹密布的脸就像一个“幸”字，那上面写满了愁苦。他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而嗓音也是喑哑的。当我们朝他微笑，他也会认命而哀伤地还给我们一丝微笑，就像我们是他的孙子一般。他瘦小的身躯并不比垃圾桶大多少，一阵风就足以把他给刮走了，瘦小的他，每天几乎是用各种方式、各种姿势，拖、抬、撬、推、乃至抱，才把每个寝室门外的垃圾桶给拉出去，把里面的东西处理掉，又一只只地放回来。每天早上，他在同一个时间，夹着同一把扫帚，来做他的工作。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这一切，使劲地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他涨红着脸，蜡黄的脸在抽搐，他张着嘴，很想组织起一些我们都能听懂的话来，但做不到。过了几十秒钟，他悲哀地，绝望地把清空了的垃圾桶往地上一扔，说了两句，只两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土话，走了。当时我们都还在床上，那几个尿频的人还在呼呼大睡呢，但是我却永远铭记着他那个悲哀而绝望地把垃圾桶扔到地上的动作，那个时侯，我抬头看了一眼当时的林仲圯，他几乎要哭了。

当天晚上，“娘希匹”又悉索地起来，打开门，蹩到外面的垃圾桶边去了。

林仲圯冲了出去，大声地吼了起来。

“他妈的！你还是人吗？！”

“娘希匹”懵了，他永远不会想到每天被他差遣的人居然会对他发如此大的火。

“扫垃圾的人就不是人了吗？！”

我从来不晓得林仲圯有如此洪亮的声音，整层楼的人都听到了，很多人打开门，钻出来，愠怒地看着他们。对面宿舍住着同班同学，身为学习委员的大汉从被窝中慢悠悠地钻出来，套上大衣，走出来说：“那马扎驴！你们小声点，被人家听见不好的。”

“这么凶干嘛啦林仲圯。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伐啦！”

“他妈的！”林仲圯说，“今天早上你没看到扫垃圾的大爷那张脸吗？”

说完，林仲圯哽咽了起来。

看到他哽咽了，“娘希匹”塌着一张比哭还难看的脸，软了下来，说：“那我以后去厕所就好了嘛。”

接下来好像有必要来介绍一下吴钟鸣了，他绍兴人，家境很好，长得山清水秀的，说话也细声细语——总之挺招女孩子喜欢的。前面林仲圯曾经说“我是找不到女朋友的”，而吴钟鸣则相反，他是找了很多女人的。他不但长得招女孩子喜欢，还无所事事，经常上网聊天，认识了很多三本四本甚至专科院校的女生，这些女生一听网络那头是一个重点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有点晕眩的，再一看他精心拍摄，细心挑选出来的几张颇有点港台明星相的照片，一般都会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句“哇塞”。

于是一到周末，网友见面，吴钟鸣就请她们去玩，流程大概就是“饭店——酒吧——宾馆”，顶多中间哪里加一道“卡拉OK”的工序吧。所以每到周一晚上，大家就不卧谈了，专门听吴钟鸣叙述他的周末生活。我们把周一晚上的这档节目，起名为“钟鸣说事”，这档节目几乎要到持续到午夜，因为历史系的那几位要使劲地追问历史，追问最后两道工序的细节。在追问细节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泡不到妞的他们，大概会由于移情或者通感，也得到些许满足吧。这档节目，林仲圯当然是不要听的，但是他睡不着，有时候听音乐，但还是睡不着，有时候背古诗，什么“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之类的，以此来抵挡“钟鸣说事”的干扰，但人本质上还是集体的动物，所以还是抵挡不了，也睡不了，只好硬着头皮听。

吴钟鸣开始说了：“上周末我见了两个网友，星期六早上，来了一个护士学校的，长得有点像蔡依林。”“蔡依林”一出现，人们马上开始兴奋了起来，尤其是历史系的那几位，他们趴在床上，作捶胸顿足状，好像是在为护士学校那位“蔡依林”鸣不平，又好像在为自己凄凉的运命而鸣不平——总得说来就是很不平。

“我想这下有搞头了。由于是个美女，中午的时候我就带她去吃必胜客，要是不美的，肯德基就够了，你们学着点。晚上是关键时刻，关键是要把她拖到十一点以后，这样她才回不了学校了。我们去了酒吧，两个人喝了两瓶红酒，酒吧他妈的把国产红酒当做洋酒卖，花了我八百大洋。两瓶红酒下肚，我就开始动手动脚，说什么‘你真漂亮’、‘我很喜欢你’、‘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之类的屁话。这个女人的酒量居然好得一塌糊涂，我都已经头晕了，她还很清醒，说什么也不领我的情，我使劲抱着她，想去亲她，结果被她一把推开。”

“这个女的见我死缠不放，后来居然哭了，说她这个星期刚刚和他男朋友分手，现在又很想她男朋友，想和她男朋友和好之类的屁话，她还马上拿出手机给那男的打电话。我马上就知道，今晚得一个人上床睡觉了，于是马上从酒吧弹了出去，去酒吧对面的宾馆睡觉去了。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头痛死了，他妈的！”

“那女的后来怎么样了啦？”有人问。

“不知道哎，就把她扔在酒吧里了。反正我知道当天晚上‘佛达玛茨’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我也就不管她了。她好像给我打了几通电话，但我在宾馆里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见。”（这里的“佛打玛茨”是意大利俚语，意思是“推棍子”，可能是经常来我们班听美学课的那两个意大利佬告诉他的吧）

“这个混账女人，钱要花我的，吃东西要吃贵的，唱歌要消费高的，最后两腿一夹，把我打发走了。我操。后来我把她的QQ号码给删了。”

“就这样啦？把QQ号码给俺们呀。”

“你要她QQ干嘛？你小子，俺都搞不定，你就更不要谈了。星期天的事情好办多了，中午的时候，我见了一个什么职业技术学院的女的，长得一般，比网上的照片难看多了，我都怀疑网上的照片都是被PS过的，但是她穿着白色的衬衫和蓝色紧身牛仔裤，还是有点性感的。星期六的失败，已经使我饥不择食了。我们一起吃了中饭。吃完饭，她说想去爬山，爬就爬吧。但是爬着爬着，她那丰满的翘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们现在知道了吧，那些成绩差的，考不上大学的女生，身材好，样子也过得去的，还开放，就是傻了点——她的翘臀把牛仔裤撑得相当动人啊。我吞了吞口水，就把她带到了后山的一片没人的树林里去了……”

“禽兽啊，啊啊……然后呢？”宿舍里发出了凄厉的嗥叫声。

“然后我们接吻，吻着吻着，她居然自动地慢慢跪下去了……最后She gave me a really nice job。”

人们开始捶胸顿足了起来，整个寝室像一锅烧开的水。

但是很吵的宿舍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因为林仲圯说了一些话，他没有像训斥“娘希匹”那样大声地说话，而是躺在床上，连看也不看吴钟鸣一眼，他对着天花板，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说：“吴钟鸣太过分了。本来世上还是有爱情的，就是因为世上有像你这样的人。人们才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你懂个屁，书呆子，”吴钟鸣嬉皮笑脸。

“你以为你有魅力吗？”林仲圯抬起头来看着他说，“别扯淡了，你找的这些女人可以和任何一个有钱的男人上床。她们都是病人，就是因为社会上有你这样的败类？”

“滚蛋，她们是因为空虚和寂寞来出来玩的，”钟鸣说。

“你玩弄女性，就是个败类！”林仲圯提高了几个分贝。

“你们不要吵了！”我制止了他们的吵架。我知道，正如我一向坚信的一样，林仲圯总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尽管吴钟鸣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的，但钟鸣用这句话为自己的无聊和无耻辩护，那证明他是一个道德为零、智商勉强及格的小人，他的智商之所以勉强及格，那是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她们就是因为空虚和寂寞”，才被他们所玩弄的呢。而这些人，还会建立“这是因为我有魅力”这样厚颜无耻的自我意识（江浙这一带有很多大学毕业的男小白领）。而她们之所以空虚和寂寞，之所以心理不健康，那肯定不是她们自身，或者先天有什么毛病，那一定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所造成的，是一定只能在我们“黑暗”的社会中才能找到原因。

“不和你扯淡了，”吴钟鸣嘟囔了一句，又和历史系的那几位同学交流细节和“历史”去了。

林仲圯这两次训斥是大学时代他唯一两次发飙。很快，整个班级都知道了他的事。女同学们都不敢相信平时那个忠厚老实的林仲圯，居然会对室友发飙，居然会因为吴钟鸣喜欢泡妞就骂他败类——这完全超出了女同学的理解。仲圯在她们心目中从一个老好人变成了一个怪人。女同学们在谈到仲圯的时候，都会把林仲圯三个字的声音故意拖长，尤其是最后一个音，本来是第二声，但她们总是发成第三声，以一种先下后上的怪音调来结束。同样来自福建的陈玲子同学，每次说起这位小老乡的时候，都会天真而惊愕，像一个富家小姐遇到了散发汗臭的搬运工人，发出“咦？为什么会有人发臭汗呢？”这样的惊叹。不过，时间继续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在现实生活中，林仲圯当不了恶人，于是只好又回到老好人的形象。室友们要交网费、取快递、打饭、买电话卡、打开水，照样支使林仲圯来干，包括“娘希匹”和吴钟鸣，这两个家伙一直没有什么长进，整天躲在寝室里上网、打游戏、泡妞。眼看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其他的同学都纷纷找到了工作，我留在了省城一家事业单位，林仲圯则回到了福建老家当记者去了，只有“娘希匹”和吴钟鸣从来没有找过工作。最后，“娘希匹”回到了老家，找了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富婆，每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开着一辆簇新的奥迪车，像一个舞男一般嫣然而至，伊从来不带妻子出来玩；而吴钟鸣的父亲则花钱、跑关系，把他安排进了电力局，让他编内刊去了。在单位里，他很快就变成了“吴种马”。林仲圯曾经那么痛心疾首，他总是认为的“世上还是有爱情的”，现在看来，那可能是因为他小说看多了罢。比如，在同学聚会上，在一番狂喝滥饮后，“吴种马”喝醉了，就对我说：林仲圯太傻了，爱情算什么东西？我那些女人，认为她们和我之间也有爱情的，我们的同学“娘希匹”，认为他和那个富婆也有爱情的，还有其他的一毕业就被他们的家长安排好，相了亲结了婚生了子的那些同学，他们认为自己也有爱情的呀。我看，林仲圯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喽。

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的林仲圯，曾经给我写过一封很动情的信：

书楷兄：

久违芝宇，时切葭思啊。

一晃已经一年过去了。毕业会餐时，我见你哭得一塌糊涂，还倒在地上，就给你的屁股来了两脚，莫恨我。

我现在老家的××晚报当夜班编辑。晚上八点上班，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下班。白天睡觉，现在是晚上两点，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脑前，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但又怕吵醒你，就给你写封信吧。

你有自己的生活，我不属于你的生活圈子。回到老家以后，我和身边的人有着更加深刻的隔膜。我曾经尽量冷静地观察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我曾经怀疑，是不是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最后我发现，他们是错的，而我是对的。要让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厌恶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宿舍另外的那几个同学，要让我和他们一样庸俗和下作，还不如将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算了。你还记得大三的时候，从我们学校的二级学院转来的那个时髦的女生吗？她是有钱的，一进来就请我们全班胡喝海吃。后来这个请客的女的，居然一屁股坐到了系主任的腿上去，搂着系主任的脖子，要他喝酒，而系主任血红着眼睛，恬不知耻地搂着这个女人的腰，阿呀……我们班很多女生都看呆了。你看，社会正是需要这样无耻的人，而且只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只有那样的奴才小人，才能混得好，后来她不就转到我们班来了么，成绩不行，却拿奖学金。以前的我总是以为大学是神圣的，最后发现搂着系主任喝酒也可以进大学，也可以拿奖学金的。我还记得你在毕业会餐的时候公然地去调戏、嘲弄这个女生，你喝醉了，自己干了点什么是不清楚的，我却看在眼里，你搂着对面寝室的大汉，对她说：“陪我们睡觉去吧！”那个女生的脸唰地就变绿了，你却不住地笑——我想，是的呀，她既然可以陪别人睡觉，为啥不能陪你们睡觉。

我们不是讨论过祥林嫂吗，导致祥林嫂悲惨的命运的，难道不是她所处的整个时代和社会吗？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悲惨的个体，而是整个黑暗的背景吗。但是我们又如何改变这个黑暗呢？不是老虎咬天，无从下手吗。这个黑暗的背景使我总是碰钉子，也使我渐渐地消沉了下去。我有时候觉得我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在黑魆魆的旷野中，我知道光明是在很远的某个地方的，但是谁也不听我的，谁也不理睬我，反而要将我杀死。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能理解我的处境么？

我们受了很多教育，我们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高尚什么是无耻的，但是一实际行动起来，就完全相反。那些家里有钱有势、成绩很差、吊儿郎当的人，往往混得很好。而那些办事认真，兢兢业业的人，却总受人排挤，活得很凄惨。

书楷，不要笑我的想法，我太孤独了，单位的人让我上夜班，可能是为了不和我打交道吧——那最好，他们是不理解我的。

你要好好生活！

                                                            林  顿首

××年×月

大学毕业以后，班上曾搞过四五次同学聚会吧，林仲圯一次也没有来。渐渐地，他又成为了一个墙角，一个脸盆架，那些在省城上班的同学们再也不提他了。

有一年的国庆节，我出差去苍南，就想到了林仲圯，他就在离苍南不远的福鼎，我决定去看看他。到了福鼎，给他打电话，说不在单位，在乡下，要我在报社门口等着。于是我问传达室的大爷借了点开水，借了张报纸，坐在不远的一条石凳上等他。已经过去四年了，林仲圯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的小平头、黑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厚厚的眼镜片，如同墨晶一样的眼睛，和一口形成鲜明对比的白牙，怎么样了呢？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取笑他的黑脸和白牙，说天一黑，林仲圯整个人就可以简化为一幅牙齿……在这样遐思中，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书楷！”

我抬起头，看见他从一辆车里笑眯眯地奔出来，扑过来，一把将我拽上了他表哥的车。他的家，如他多年前给我描绘的一样，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房前两株海棠，房后一条溪流。若干根水泥柱子插在水里，房子就竖在这水泥柱子上。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他母亲已经在厨间里烧饭了。窗外的溪水琤瑽作响，远处夕阳的余晖涂抹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涂抹在高耸的野芦苇上，涂抹在水里展翅的水鸭上；更远处的村庄，袅娜的炊烟已经升起，晚霞贴着屋顶变化着，遥远地，十分遥远地……传来细微广播的声音。更遥远的，就是山脉那淡薄的轮廓了，垭口的中间恰好落着一个正要拂袖而去的夕阳。晚饭后，我们就坐在他家的水泥楼顶，一边喝着冷冻的啤酒，一边听着那湍急的水流。这就是多年前他向我描述过的山里的深秋。吹着晚饭，我们本来想好好地聊一聊这分别的几年，但是兀地一声鸟叫从山间传来，此后我们就自顾喝酒，再也不说什么话来了。是的，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言语了，这是一瞬间，却也是永恒。那冷峻的明月，雾气弥漫的群山，广阔的溪流，它们难道不是已经超越时间而亘古不变了么？我们沉默，我们“心如死灰”，就是为了摆脱这作为人生之束缚的时空。那明月和群山带给我们的愉悦感消失了，我们和宇宙的秩序达成了一致，胸中的造化和萦回的万物，一齐挣脱了时空，还给了宇宙。这大概才是林仲圯说的“山里深秋夜，萦回万物悲”吧。

那些天，仲圯的父亲不在家，仲圯的母亲是一个矮小的妇人，当我们坐着喝茶，她总要站在仲圯的背后，甚至还要悄悄抹泪，原来仲圯一直找不到老婆，吴钟鸣的预言居然灵验到了今天。

仲圯说，他同事曾经帮他介绍过一个女的，她在北方读了大学，后来回到家乡工作，两人本来聊得挺投机，眼看事情就成了，那女的因为林仲圯在城里没房，住在狭小的单位宿舍里，不同意结婚，不了了之了。

仲圯苦笑着说：“没有积蓄，靠我自己的工资，哪里能够买得起房子。”

我说：“最近这几年，这儿的房子也那么贵？”

“是啊，我们这儿也开发了。大城市里搞房地产成本高，有一些房地产商就来小城市搞了。我知道的，小城市好疏通，好办事。先搞旧城改造，造一批新房，旧房拆光，住旧房的人先住到新房去，旧房的旧址上建更多新房。开放商和政府一联合，要买房就只能买新房，没有旧房了。”

“嗯……”

我递给他一支烟，两个人开始抽烟。他继续说：“其实新房也没有。前些年从温州那边来了很多所谓的‘太太投资团’，房子没开盘，那些好一点的房子就被这些太太预定了。她们有钱，一买就是好几套，有的定了十几套。开盘后几天，这些原本的新房就变成二手房了。”她的母亲紧锁着眉头，给我们烧开水去了。

“这个时代啊，女的都太现实了。我现在已经饥不择食了。哈哈。”

我说：“慢慢来，总会有的，房子以后怎么解决？”

他说：“唉……我爸妈东拼西凑，给了我五万块，等几年先付个首付吧，然后我们吭哧吭哧地干一辈子来供房喽。”

与故人的见面，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第三天，我辞别了仲圯和他母亲，谢绝了仲圯的相送，从他的家乡直接坐车走了。

“吭哧吭哧地干一辈子”这句话，就像一根燃烧着的皮鞭，发着噼啪噼啪的声音，抽打着我记忆中那个黑瘦的林仲圯。难道这就是林仲圯的最终结局了么？那个拉着我去吹冷风挨雪粒子的少年，那个告诉我文学只有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只有在与冷酷的现实的摩擦中，才能发出光来的人，难道最终就是这个下场了么？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勇气继续下去了。辗转难眠的夜是很珍贵的。在这样的夜里，想起林仲圯，总是让人更加清醒，更加辗转难眠啊。

我小心地推开窗户，天上没有一颗星，是的，一切都没有变，没有一颗星。

“老魏屁，过来坐一下！”她说。她已经不像我记忆中的那幅图像，她已经有点老了，她坐在家门前。

走近了，看清了，由于面瘫，她一边的脸部肌肉不停地抽搐，二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变，一样的衣衫、一样的低矮住房（门上写着“月明辉照”）、一样的掉了漆的板凳。唯一变化的，是那张过去红润，现在蜡黄的脸。

“你儿子怎么样了？”我问。

“在新房里，”她说，“和老婆住一起。”

“噢……”

“你还在念书吗？”她说。

“哎。”

“念了这么多年了，不要念喽。”

“快毕业啦。”

“早点赚钱。”

“嗯。”

“这里没有变过嘛，”我说。

“本来住新房，后来儿子结婚了，他们住了，”她说。

我准备洗手，但是水龙头不出水，问：“怎么没有水？”

“是的是的，村子里的水管冻住了。”

“啊，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我已经两天没有洗脸了。用的水都得拿着水桶去隔壁村拎，每天早上拿一个桶去，现在大家都这样。”

“什么时候会好？大队里不管吗？”大队指的是村委。

“不知道啊，大队里什么事情都管不了。”

“为什么？”

“前一届村委书记，卖地卖了三十多万，好了，不知道怎么样就用掉了，人也住到城里去了，现在新选上的干部手上什么钱也没有，还要经常被别人骂，上次开党员会议，据说被骂得狗血喷头。”

“原来打的井呢？”

“是啊，村里已经打了五口水井了，现在一口都没有水，又要去塘堰那里去打井，那里旁边就是倒垃圾的地方，塘里都是死鸡死鸭，这种水能够喝嘛？本来没水可以去塘里洗衣服，现在哪口塘不臭类？有的塘好好的被填平造房子。”

“……”

“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村大队里每天要我们装自来水公司的水管，水直接从水库下来，但是每户人家要2000块钱，而且材料还要自己买。你说，我们一年到头什么钱也剩不下来了呀。”

“日子越来越难过？”

“是的，越来越难过了。”

“我记得小时候自来水哗啦啦的嘛。”

“你小时候，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从家里走出来。

“茶泡一杯喝喝？”

我摆手。

“老魏屁，上次你妈给我的裤子还真合身，是你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啊。”

“嘿嘿。”

“你腰身多少？我再回去找找。”

“算了吧！”她睃了他一眼。

“算了算了，”他也这么说。

“真的算了。你不要麻烦了。”她这么说。

我站起来，说：“我先回去了，爸妈还等我吃晚饭。”“再坐一会，还早。” 我走了十几米。“算了算了！”他们一起喊。

芡塘的故事

年末，我终于回到了故乡。在一个太阳又高又冷的下午，我驾车去看望那留下无数童年回忆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做“阡村”。古人用“阡陌交通”为之命名，那是因为从这里，可以通向四面八方。到了田间。那里的荒草已经被烧掉，冬季已经查封了原本生机黯然的田间，一条簇新的水泥马路通向其他村庄。

走上一条泥路，我想看看最远能到哪里。三国时有一个叫阮籍的人，据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我的理解是，如果真要“恸哭”而返，那一定不是路的原因，而是时局过于黑暗的罢。

果然，车迹穷。我下车继续走，上了一个土坡，看到了一口湖和远处的一排红瓦房子，湖边密密麻麻地树着形同枯槁的芦苇，湖面上长满了腐败的水草，水草密集处，已经是赭石色，湖的中间，则是惨绿。忽然又看到了一间早已经被荒废的、砖头砌成的小屋，北风在屋里呼啸着。小屋开始让我有了一点相识的感觉，这难道就是从前的“芡塘”？

是啊。这口已经散发着腐朽的臭气的湖泊，就是多年没有去看望的“芡塘”！

大概十几年前，芡塘长着荷花，湖水碧澈，湖里长着青鱼、草鱼、鲢鱼、鲤鱼、鲫鱼。夏日的黄昏，人们做完农活以后一头扎进水里，纾解一天的疲乏；或者，在农闲的时候，搬一条凳子坐在湖边钓鱼。一种方法，是搓揉一把青草，钩在鱼钩上，不一会，就可以看到水面有一条草鱼挣扎着，没有浮标，只有一根竹竿、一根鱼线、一个鱼钩、一把青草，就可以钓起草鱼；至于鲫鱼，那要复杂、斗智斗勇得多，蚯蚓串在鱼钩上，盯着浮标，浮标一上一下的小规模抖动，这就是鲫鱼来了，小规模抖动为第一步，鲫鱼的第二招，就是佯装上钩，其征兆就是浮标忽然下沉，大多数钓者这个时候已经沉不住气，甩起钓竿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没有经验的人这个时候已经向旁人抱怨了：“明明已经沉下去了，这个时候不甩杆，鱼钩很快就被吐出来啦！”鲫鱼的上钩在第三步，这个时候，鲫鱼试探得厌烦了，就一口咬下，之后的现象就是浮标往上串，因为“鲫鱼上钩是往上游，而不是往水里钻的”。看来，鲫鱼的肉味固然最好，但钓法也是最复杂的。八十年代的芡塘还是集体所有，本村人可以随便钓，不过别村人可不行，但是即使不行，晚上的时候也有别村的人蹲在岸边，用夜光浮标，在悉悉索索、鸟鸣虫叫的夜里钓鱼。据说，芡塘的草鱼最好吃，后来我知道“芡”是一种水生植物，于是一直以为草鱼是吃“芡”而长大的，所以肉味格外鲜美。我们的烧鱼很简单：洗剥干净，切成大块，用清水、生姜、料酒、红糖、酱油，中火炖熟，最后撒上小葱出锅。“芡塘的草鱼”是不是真的比其他草鱼好吃，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俗和传说。而习俗和传说，对于年少的我来说，是最直接、最容易理解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草鱼”指的只是芡塘的“这种”鱼。如今的我还十分怀念那道“炖草鱼”，第二怀念的菜也和芡塘有关，朴实一点说，就是“黄鳝炒甜椒”。黄鳝的钓法很区别于鱼的钓法：用一根劈开一半的竹片，上面捆着铁质的长长的钩子，钩子上吊着蚯蚓。在稻田里、池塘边的泥土里、河岸上，到处都是黄鳝的洞，把钩子放进去，油头滑面的黄鳝很快就上钩了。这些油头滑面的朋友，一般说来都精明过头，“迂气”太重，咬住之后就再也不松嘴了。需要注意的是，拆下钩子的那一刻是这位滑腻腻的朋友逃跑的最好时机，因为即便被用力捏住，这位朋友还是可以逃窜的。这个时候，只要在手上握一把干泥，或沙子，或稻糠，就可以防止它从手中脱逃了。我脑海中的黄鳝标本，是一条在芡塘边上被我的堂哥钓起，身子有茶杯那样粗，后来当然也成为了下酒菜的“那一条”。那道菜是很简单的：把黄鳝切成鳝段，放入笋干、红辣椒、甜椒、啤酒，之后红烧。

在山川湖泊没有被私人承包，仍然属于大队所有的时代，人们可以在那里钓鱼（却永远钓不尽），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那里游泳和洗澡（在水里就不愿意上来）。少年们，是不必，或者很少去田里劳作的。于是暑假一到，他们就在田间里消耗那过多的精力：先捉田鸡（也就是青蛙，但背上虎纹，呈灰色），弄死，然后绑在绳子上，绳子绑在竹竿上，在“革命草”（又叫水花生、空心莲子草，流传于上海浙江一带，日军引入中国，本想用来喂马，后发现有毒）或者荷叶之间上下甩动，这是让已经死去的田鸡继续蛙跳，很快，就有牛蛙将其一口咬住，然后坚决不放，这些牛蛙朋友很像对利益咬住不放的犹太佬，它们直到被装进编织袋才会松开嘴。牛蛙们很重，吊在空中就像挑起了一坨热烘烘的牛粪。田鸡们除了用来钓牛蛙之外，还可以用来吊无毒的水蛇，肚子上穿着黑红相间条纹背心，背上则批着黑色披风的水蛇，和牛蛙一样，也是被装进编织袋后才松开嘴。还有一种毒性不太大的蛇，叫做蝰蛇，棕灰色的体背几近于泥土，这种蛇，孩子们是不敢擅自活捉之的，即便遇上，也是一场猛烈的遭遇战——蝰蛇基本在两米开外就被孩子们用竹竿或者石块弄死了。这种蛇，如果被孩子们的父亲们遇到，那是很可能被活捉的。用来下酒，用来浸酒，用来卖给别人下酒或者浸酒，都是很不错的。野生眼镜蛇也有，很少，我没有遇到过。倒是在一位养毒蛇、卖蛇毒的小学同学家里，只见这位同学一把就拿住了眼镜蛇的三寸，蛇自动张嘴，他另外一只手把一个试管伸到蛇的上颚下面，两只手一起用力，“呲”的一声，毒就出来了，蛇被解除了武装，很快就蔫了，于是只好回到蛇笼，争取东山再起——我和他是铁哥们，但我从来不和他握手。汗流浃背之后，就脱光，就跳进芡塘去。少年们是很喜欢“芡塘”的，因为水很清凉，而湖中间的遮天荷叶又挡住了酷热的阳光。我的水性很不好，但是勇敢，赤条条以后，经常是先跑开二十米，高速冲入水中，之后晕忽忽地浮上来。电影看多了，少年们喜欢在跃入水中之前喊几句烈士在就义之前的台词，比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然后“硼硼”四处溅水花。我经常注意围墙上的标语，就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有的，喜欢模仿瞎子，先闭上眼睛（其实也瞄几眼），跌跌撞撞地走到湖边，表演“瞎子不小心落水”的人间惨剧。那个时侯，莲蓬都长在中间，水性好的，都去中间摘去了，水性不好的，就蹩在旁边。人们可能会这样想，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个都又野又疯，其实少年时代掏鸟、杀生、捣乱、打架，这里磕伤那里乌青，恰恰是健康的。在少年时代就把这些动物性挥发殆尽，这样的人，在年长以后，会有健全的世界观。你看三鹿集团的老总，动物性在少年（女）时代没有挥发干净，最后摇身一变，直接变成了三聚氰胺。

芡塘是有水鬼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经常在小酒馆里喝酒的老人告诉我的，他戴副老花眼睛，经常和我下棋，一边下棋一边哼着婺剧的段子，他那老奸巨猾的下棋方式战胜我横冲直撞的走棋风格真是易如反掌。最让人光火的是：他把我的棋子吃光，只剩一个“帅”，然后在我的“田”字中间放一个“马”，他走一步車，我的帅就不得不走一步（要不就死了），他又走一步，我又走一步，旁边的人都大笑了起来，他捻着胡子，咪着烧酒，一脸严肃地说：“这叫‘磨麦’。”兴致好的时候，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中最惊心动魄、最寒气逼人的，就是芡塘水鬼的故事。“芡塘有一个水鬼，我二十来岁的时候看到过，它生活在水底的泥里，有的时候要上来嬉的，样子很像猴子，有很多毛，很瘦，但是两只胳膊很有力气。你要是被水鬼缠上了，他就使劲拉住你的双脚，往水底里拽，等到你没有力气了，他就用泥土堵住你的耳朵、鼻子、嘴巴，你就再也上不来喽……以前有一个人，在岸上看到了他……”他的语法，是直接把“你”放在场景中，这种恐怖让人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一闭上眼睛，那些恐怖图像就会忙不迭地涌过来。

后来，我大伯曾经承包过几年的芡塘，用来养鱼。承包的那些年，芡塘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荷叶啊莲蓬啊被除掉了，钓鱼的人渐渐少去（那些带着麦秆编成的草帽，教给我很多东西的兄长们似乎很少再见了）。湖边还造了黄泥红砖搭成的两间看护人住的小土屋，其中一间为厨房——每天必有鲜鱼吃。总之，往日的田园风光渐淡，不过，即便这样，芡塘还是很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已经和湖水、荷叶不再有太多的关系。

到了夏天，小土屋自有别用。灌溉季节的夏天，人们要把芡塘掘开一个口子，用来灌溉水稻和甘蔗，但是芡塘所处的位置，却在这个村的农田和另外一个“杨村”的农田的交界处，所以，在真正需要水的那些天，为了防止别村掘开芡塘偷水，在这里专门派一个守护是很必要的，守护的人的原名已经没有人记得起了，他的绰号叫做“老木头”。“老木头”这个名字很好，在语言的准确性上，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会弄错的（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人物的绰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木头曾捉了很多黑蚂蚁，烧熟、吃掉，之后人就变得有点傻里傻气了，他的个头很高、块头很大，岣嵝着背，说话夹着口齿不清的“呲呲”声，所以到了四十岁也没成家——他的母亲已经放弃了为他找妻子的念头。这样的人是看护芡塘的最好人选。

风从甘蔗林里吹来，那是属于亚热带，属于丘陵地带的风，风让甘蔗林凹陷进去，又鼓胀起来，每一次运动都夹着着沁人心脾的凉意。在这凉意中，天已经渐渐地黑了下去。老木头就坐在小土屋外面抽烟，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不敢有一刻的放松。

第二天早上，老木头醒来，发现芡塘的西边的岸被掘开了一个口子，那些水，一直流向隔壁村的稻田，他口中哇啦哇啦地叫着，自己迅速把口子给堵了回去。

“老木头，怎么回事啊？！”人们愤怒地质问他。不过老木头一言不发，搂过人群中的一个孩子，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孩子马上笑了起来，唱了起来：“老木头，打酱油，瓶跌落，脚划破，日子总是不好过”。人们也笑了。是啊，老木头的日子总是不好过。

“今天晚上一定不能睡觉了”，他这么对自己说。夜晚，和着蛙叫和虫鸣，和田间的风，老木头又渐渐地迷糊了，眼睛渐渐地闭上，打开，又闭上，又打开。

“谁？”他吼了起来。

芦苇丛了传来丝娑丝娑的声音。

老木头冲了过去，一把揪住其中的一个头发稍长的小年轻，一巴掌就把他打到了地上，另外一个年纪稍大的汉子用锄头把打了过来，老木头头一歪，锄头把结结实实地打到了他的头上，老木头发出一声低低的咕噜声，就倒下去了。

半个月后，他出院了，但是脑袋剃成了沙和尚的样子。他应该很高兴知道一点，那就是后来隔壁村再也没有来偷过水，而芡塘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养育着稻田和甘蔗们，他也许不知道，正是因为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本村的人们在晒场上连续地看了五天的电影——隔壁村出的钱。

“老木头，打酱油，瓶跌落，脚划破，日子总是不好过，”这段口令我也会唱的。

到了初冬，芡塘的水势明显低下去很多，塘里的鱼也终于长大了，于是大伯决定把水抽干，把鱼抓上来。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有十台抽水机一刻不停地抽水，在轰轰隆隆的声响中，我躺在一个“棱角桶”（用来给摘棱角的人划的大木盆）里，无忧忧虑地漂浮在水上。整个黑夜都被小太阳灯照得哆嗦了起来，本村的小伙子们围聚在河岸上，他们抽烟，他们轻声地聊天，他们用拳头擂旁边的人，还有的在检查抽水机，往柴油机里灌水降温；有的已经穿好了抓鱼用的橡胶裤，正把破烂毛衣往裤子里塞；有的把一个个木桶从手推车上取下来——他们正在为了黎明水干涸的那一刻做着精密的准备。

在初冬凌晨冷得像玻璃的空气中，我漂浮在湖面上，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去参加另外那些健壮、能干的小伙子的事业，我依偎在芡塘的怀抱里，仰望着头顶上什么都没有的夜空，渐渐地睡去了。待到黎明……

醒来！那是一幅多么壮阔的景象啊，我的“船”已经搁浅了，无数的鱼儿，在黎明的红色的光下：那些大鱼们，跳跃、挣扎、扭动、逃窜着；那些个头稍小的鲫鱼们，则只好相濡以沫了。而那些健壮、能干的小伙子们，脸上都是泥巴，他们在朝霞中欢呼着，一个个拖着硕大的木桶，吧唧吧唧地在泥泞中行军，他们把脚下同样泥泞的鱼儿捉起来，扔进木桶中。“嚯！这条块头大。”有人这么喊着，只见他两只手举着一条一米左右长的草鱼，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他。“那里还有红鲤鱼！”这是一条在泥浆中打滚的大红鲤鱼。“我来抓！”这是一个精瘦而有力的人，他一下子就把手指抠进了鲤鱼的嘴，然后把手指弄得像一个鱼钩，一下子就把鱼捉到了桶里。这个时候，只见从岸上又下来四五个青年人，手中拿着叉子，他们的工作是在靠近河岸的那一带捉鳖。他们四个人排着一排，然后用叉子来试探沙土下面有没有鳖，叉子有规律地发出“沙沙”的声音，不一会，一位有着红彤彤的脸、浓黑眉毛的年轻人手中的鳖叉发出“咯噔”一声，其他三个人马上会了意，这下面有情况。他们使劲扒开沙土，很快就捉住了一只两斤多重的鳖，那个浓黑眉毛把这个家伙放在竹篓里，对着正在那里把整桶的鱼往岸上拖动的大伯喊：“一只！”大伯的酒糟鼻欢快得扇动了起来。

那样的场面，让我想起一幅幅真诚而不固执、有力而不粗暴的木刻画。

这是我最难忘的黑夜和黎明，冬日的冷的黎明，冬日的静的乡村，冬日的红的朝霞，和那些欢腾的人、同样欢腾的鱼儿，这些不可多见的因素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了一起，生生地将我溶化在那样耀眼的时空中。

芡塘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呆呆在站在如今已经发臭的芡塘边，感觉就在凭吊整整一部过去的生活（这叫做岁月）。不久，我想要回去了，这个时候从远处远远地开过来一辆车，下来几个带着鱼竿的钓友，其中的一个见到我，马上打烟，然后问：“老板，能不能在你这里钓下鱼？”

我说：“你说芡塘吗？”

他说：“不是。芡塘早就什么鱼也没有了。我说是那上面的那一口。”

我问：“那不是我的塘。芡塘怎么会没有鱼，以前很多的呀。”

他答：“喏，你看到那边那排养猪场了吧，前两年猪肉涨价的时候盖的，这些狗养的村干部居然同意他们把猪粪直接排进芡塘，他妈的肯定受贿了。”

“你哪人？”“阡村。”“我也是啊……”

……过去的芡塘和过去的“他们”如胶似漆。

是的，在过去的时光，有我的芡塘。

前两天的《谈碟》拙文的最后写到了意大利电影《最美好的年华》，写完之后去宁波理工学院出差了一趟。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又被一群催人泪下的宁波理工学院的教师围绕着，天气很冷，外面漆黑，连我最喜欢的牟山湖也看不清楚了。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诗人老大哥韩星海曾经写到杭州的“耕读人家”——“店已关门，废田上的草却长高了。林子里万蝉齐鸣，似置身于棉纺厂”，——诗人的优点，就是：语言毫无保留、语气负有使命感，把情的多和语文的丰富巧妙融合。当时我也很想“拉扯出”几句诗歌来，但是由于车厢里过于黑暗，而宁波之行又有点庸俗，所以什么也没有拉扯出来。

于是又想到了这部电影。

另外附带又想起了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弟弟尼古拉的自杀。一个晚上，弟弟参加完了幸福的家庭聚会，回到自己的小屋并打开窗户，外面是庆祝新年的焰火，焰火灿烂，且洋溢着不思进取的浮华欢乐。弟弟自言自语了一声“新年快乐”，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然后又想起了另外一点，什么是人身和人的理性的关系呢？

电影里面弟弟的自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人的身体要求活下去，就像每一株植物都要以各种方式活下去一样，而人的理性却告诉人，在解决了人对心灵所提出的那些极端困难、可怕的问题（怎么办？怎么生活？面对着恶、死亡、荒谬、愚蠢的时候我该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之前，“我没法活下去”，至少“没法这样活下去”。

不过，这种对立在很多人那里是非常模糊的，特别是在被荒淫无耻弄得极度愚蠢的人那里，在那些被一丝一毫的利益所诱惑的人那里，最后在那些虽然理智正常但是由于缺乏反思能力显得更加丑陋的人那里（我们不要求动物去反思，所以动物是可爱的），这种对立是不明显的。人的自杀，是精神上的纯洁度导致了这个矛盾的不能解决，是人的最高特性在他身上引起了不能忍受的痛苦，人只能砍断自己生命的那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这种矛盾是由理性和反思产生的，如果抛弃这些东西，人也许也是“幸福”的（犬儒、逍遥、懵懂），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种。

谈碟

为了照顾那些并不熟悉的看官，也为了能够在以后所有的文章里一劳永逸地使用“李兄”以及“李老师”这两个概念，我先把简短地做一个界说，就像在要推导定理之前先把公理摆摆好：李老师是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他喜欢“李兄”这个名称。大凡学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的导师，但是对于李老师这位真正的导师而言，我们的一切评价都显得过于羸弱。

不久前，在师母的“神龙富康车”里，李兄说：“以后师母的车退休了，要好好地收藏着，这辆车的地位太高了！”

我说：“我的理论是。只要有人问什么车好？我就说师母的车最好。我们对师母的车感情深。”

李兄：“这辆车几乎可以和老毛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享受同一个级别了。”

我说：“多少学生在这里受了教育啊……”

多少学生在这里受了教育啊……简短的一句话，浸染了多少学生的感激，浸染了多少李兄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对我们的期望，浸染了多少次被身为驾驶员的师母的亲切善良、无忧无虑所打动的美好场景。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像，后车厢是学生，师母在开车，李兄坐在副驾驶位置吸烟，学生为了听李兄的教导，一齐把头伸向副驾驶。这样的场景，多么令人难忘，多么催人奋进，多么阳光灿烂。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组雕塑，是鲁迅和一群青年木刻艺术家在谈话，鲁迅抬着下巴吸烟、微笑着说话，青年们或思索、或微笑、或皱眉，总之在进步。

另外一个青年叫张炯，还有一位青年叫若维，但是后者现在云南，这样的机会很少。我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很多，还有一种，就是一起看碟片。看的碟片基本由李兄推荐，可怜的李兄为了陪学生们或朋友们看碟，一张碟片他都看过若干遍了。看碟片，可以在张炯家，可以另外一个青年——董林群家，也可以在李兄家。印象深的，是一个初夏之夜，我们在张炯家里看《纳粹十六死士》，那一晚我们都无比兴奋，我们师徒三人整夜整夜地谈文化、谈价值、谈意义，第二天早上在细雨中睡了四个小后又醒来，又围着桌子，我们继续接受李兄的教诲，受他的熏陶。那些时候，我们的理智敏感而狂热，在李兄的分析下，一个个问题变得清澈和明白，智力和判断力的盛宴让我和张炯忘记了时间和疲惫，我们似乎触摸到了真、善和美。印象最深的，是在李兄家里看电影《机密》（又名《风从东方来》），喝李兄从临安买来的白酒，那一夜，我们也如同在张炯家一样，在欢乐和丝丝入扣的教诲中忘记了后来晨光的到来——像一首诗：醉酒后的清晨……他扶起大地，窗外是遥远、光明的天空，一个绝对幸福的人！

为了不让如今身陷云南的若维老兄捶胸顿足，我决定暂且“带住”，不炫耀这些回忆了。

李兄陪我们看了那么多碟，在需要针对电影讲授一点什么时候，他总是按暂停，所以每次一到李兄拿起遥控器，我们马上把七歪八扭的姿势调正，就像老师一进来就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在这些“暂停”中，如同在师母的车里一样，我们学到了很多。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蕴含在那里的意味，都清楚了起来。我们终于学会看电影了。

谈碟之前，还要再啰嗦几句。一是张炯，浙江大学的这位智商很高的博士生，由于学分的原因，失去了今年6月的答辩机会，延期到现在，还没有毕业，我遇到他向我聊发“白驹过隙”之感慨的时候，总是谑他：“你不是很想晚点毕业嘛，可以不必回宁波，可以逃脱老婆的利爪”，他总是呵呵乎不置可否。最后说一句：“也该毕业了呀。”如今这两天他正赶往北京见著名学者，商量一起修改博士论文，临行前他发短信给我，说这次去北京要去见两个人，老聂和老崔（唯一两个在这样一个大搞商品经济的时代还能够直直地在站着的，聂卫平和崔健）。我给他回短信说：不要美化自己。

最近一个月来，张炯突然决定要收齐他以前看过的所有好片和据网上评论分值很高的“好片”，一个月来，大概总共买了三百多张DVD，但是据说还没有把他的list上列出的所有片子收全，据说还剩下《疯狂的贵族》、《大眠/夜长梦多》、《秘密》、《雷玛根大桥》、《漂流芳心》、《娜塔丽》没买到。买碟的地方，一个是电脑市场、一个是杭州著名碟商兼美女老板娘那、一个是淘宝。当然，他在中间那家买得最多。看到张炯忙着忙那收集DVD的快频率，我也发生了共振，也开始通过上面的三个渠道买碟了。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买碟的事情，即使不聚在一起，他的人也似乎整个地被碟片所占领了。比如电话打过来问：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看《鲁迅传记》，他马上说：谁拍摄的？——鲁迅传记片一直没有人拍过，因为时下所谓的“导演”们除了拍些落后的中国去领奖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才能了。

接下来就简单地说说一些我们都买了的，值得一说的电影吧。

《幸福的黄手帕》

自从李兄曾经举办过“重温《寅次郎的故事》”的活动后，和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有关的电影成了张炯的头号通缉碟，比如《母亲》、《幸福的黄手帕》、《黄昏清兵卫》、《武士的一分》等。日本电影，他还买了《砂器》、《远山的呼唤》、《人证》，以及另外一个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一些山田洋次的精神的导演今村昌平的两部片子：《鳗鱼》和《赤桥下的暖流》。而我由于对产生过很多优秀日本电影的“松竹映画”公司有着概念上的推崇，最近又买了一部尽管很差但也差不到哪里去的电影《东京塔》，说是根据日本最近的一本小说改编的。

李兄早就说过了，山田洋次是一个竭尽全力把日本的美和动人表现出来的导演，是一个热情地讴歌日本的导演，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就像以前中央台放映的《寅次郎的故事》，我基本每集都看，尽管说不出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却不知不觉地被山田洋次所呆的那个小镇所吸引，不知不觉被寅次郎的运命所吸引，也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了有点反动的看法：那个日本的小镇多美，那些日本人的性格多么朴实、乐观，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这些平凡的人，却有着纯真、善良的心灵。片头的话永远一样：“我生长在东京的葛饰柴又，是帝释天的水把我养大，我姓车，名寅次郎，人们都叫我疯疯癫癫的阿寅”，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就马上霸占好电视，脑海里浮现出葛饰柴又的二层木屋，浮现出在火车上看到的日本乡村青葱的景色，耳朵里漫迷开那幢木屋的上面传来隐约的吉他声。好了，一个优美、善良的民族的形象已经被塑造好了。这种形象深入了人心，导致人们在谈到日本的时候，不但会想到狗唧狗唧地被一颗八路军的地雷一炸四个日军一起飞起来的场景，还想起了另外的东西；导致人们在看到日本人的时候也不仅仅会想起喊着“八格牙鲁”满脸横肉的日本军官，而可以在理论渗透观察中观察到另外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田洋次塑造了自己民族的形象，而我们又爱看他的电影。老调重弹：形象是需要塑造的。不要去看“日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而是去看他们“给我们看的什么样子”，我们由于看到了“给我们看的样子”，以后就真的只能“看到他们给我们看的样子了”。

刚才谈到了山田洋次的功绩，还要补充一点，山田洋次在日本是最深入人心的导演之一，这证明日本人的心智比较健全，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另外一个导演叫今村昌平，继续了一点山田洋次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忠诚，却整天拿电影去评戛纳奖。《鳗鱼》和《赤桥下的暖流》两部片子，景色还是优美的，拍小镇风光和乡村美景的技巧大概学自山田洋次吧，但是人物却已经变得虚无，相信看过这两本片子的人应该都能理解这一点。看来日本导演也在走下坡路哩。

这个时候也可以说说《东京塔》了，这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片，电影一开始就动情地展现了九州岛上的一个矿区小镇，它尽管看上去落后、斑驳，却布满了幸福的少年和住民们，展现了一种牢固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很人文的导演。什么是人文？尊重人的幸福！指导人们获得幸福——这部电影只做到了尊重人的幸福，指导人的幸福则需要更大的责任感。“人文”从一开始就势必要和人打交道，而不是摇身一变成为“学术成果”而束之高阁。什么是幸福？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类已经追问了数千年。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做“小市民”是肯定远离幸福的。我认识一个医生，和陌生人稍微熟络一点以后就问“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股票投了多少”，“开什么车”，然后和自己的多大多少什么车比较一下，如果处于劣势，就污着脸，如果处于优势，则略显满足。一个人的快乐与否被“多大多少什么车”所决定，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现象之一了吧。

日本的优秀电影一定把目光投向大海、乡村和山脉和古老的日本传统。因为日本的导演们太清楚了，所谓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是不幸福的。所以《幸福的黄手帕》里面那辆载着美女和高仓健的小汽车一定要奔向北海道，所以《人证》的导演一定要把他最动情的部分放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让草帽飘荡在清晨的山脉中，而且要让草帽被朝霞染红……

《爱情重伤》

爱情重伤是法国著名女星比诺什演的。多年前看过，现在买了一张。李兄曾经把里面的和儿子女朋友偷情的父亲看着发现他们偷情的儿子从走廊上垂直落下的场景当做“残酷而温馨”的典范。关于这部电影，就让李兄和正在开车的师母来说吧。

师母：“比诺什这个女演员，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看她整个形象长得很硬的嘛？一点也不性感。”

李兄：“那，还是性感的吧。”

我：“不怎么性感。”

李兄：“《爱情重伤》这部片子好啊，它让我们深信一点，人生太美好了，人生多么值得留恋。”

我：“残酷而温馨？”

李兄：“是啊。不过我说的是人生本质上值得我们留恋，你想想，我们留恋人生肯定不是因为人生有意义，更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吧，但我们还是留恋。”

我：“是不是首先要把那些唧唧歪歪的让我们留恋的所有原因，什么女人啊，美好啊，全部抛弃光，剩下的才是我们留恋的东西。”

李兄：“人生的残酷而温馨，让我们留恋。这种温馨说的不是你的那些师姐们留恋的郊区的别墅啊，玫瑰花和红酒啊，这样就小市民了，它必然地和残酷在一起，就像整个都冻住了的世界里的一丝阳光。”

师母：“看来我的文化不够高，我不能理解你说的。”

李兄：“哈哈。”

《爱情重伤》最残酷而温馨的一幕，在我看来，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男主人公被这个女子搞得七零八落以后，隐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小镇上，他疲惫、潦倒、贫困、肮脏地坐在椅子上，一道阳光投射在他面前的墙壁上，上面挂着一幅像墙那么大的照片：他、比诺什、他儿子的合影。照片中的比诺什，嘴角泛着一丝嘲讽，目光坚定、不俗，像一个从来不该生活在世上的天使。

一头倒向残酷，人容易被毁灭，一头倒向温馨，人容易变愚蠢。只有两者在对立的统一中，才是健全。我曾经引用过刘白羽的文章，他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和战士们一起趴在雪地上，早上起来，冰上就有了一个人的印痕，在渡过了又一个寒冬的夜晚以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白日的朝鲜山岭上满覆着银白冰雪……”

《地下》、《马拉多纳》

都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的电影，尽管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消失了。

前段时间偶尔在特价书店里买了一本昆德拉的《无知》，后来不知不觉就看完了。是这样的，昆德拉不写捷克，他就会难受得要死，正如浙大的蔡天牛教授不写国外，他也就会难受得要死一样。

这也是库斯图里察，如果不拍南斯拉夫，他就会生理上感到难受。

对于电影中的南斯拉夫人，我想再说几句。这里没有虚假的人性，他们表现他们自身，而不是表现人性。库斯图里卡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南斯拉夫人神勇、欢乐、追求幸福，这才是南斯拉夫人的灵魂，他们超越了痛苦和欢乐（不是说他们没有笑容和泪水），欢乐的时候则饮酒作乐，痛苦的时候也不咀嚼那小小的悲愤。人性这玩意儿的虚假在于，它貌似是用来指导生活和行为的东西，貌似是人的本质，实际上却刚好倒过来，如果有人性这种东西的话，一定先是人们如何生活（而且当时的世界一定导致人们会那样生活），才有如何的人性，所以人性是一个废品。高尔基曾经为了写《骑兵军》的巴比尔与骑兵军的领导布琼尼论战，布琼尼不满于巴比尔把骑兵军的野蛮行径写于纸上，高尔基说：“你错了，亲爱的布琼尼同志。巴比尔写出了骑兵军神勇而高贵的兽性，这让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爱上了骑兵军和他们的事业。”对啊，骑兵军就是如此这般生活，承担如此这般的使命。一切的唾沫，都过于无能而廉价，其中最廉价的，就是说人性的唾沫。

《马拉多纳》就不说了。大伙去买吧。

《最美好的年华》（又名《灿烂人生》）

这部片子很长，有六个多钟头，讲的是一对兄弟，时间是从1966年到2000年。导演是Marco Tullio Giordana，请注意，意大利佬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母都是元音字母，如果不是元音字母，而且也是意大利人，那就可以被称为“鹾人”或者“不入流的人”，比如意大利门将，什么佐夫、布冯啊，还有专拍所谓情色片的丁度·巴拉斯先生（Tinto Brass），这个导演的DVD，张炯收了好几张。这样看来，我们身边那些可以被称为“阿……”的人，都属于最后一个字母不是元音那个流派的（比如“阿强”、“阿风”之类的）。

我比较喜欢《我最美好的年华》（The Best of Youth）这个名字，估计《灿烂人生》是语文水平真的真的很差的香港佬翻译的，和一群原是殖民地的，自以为是高等华人的黄种人（还有台湾佬）共用一种语言，有的时候真会让人觉得哭笑不得啊。现在的浙大学生，不知是出于什么丑陋心理，读书的时候首选出国，其次港台，实在不能去港台的时候，就阿叽阿叽地阿到离港台稍微近一点的广州去，中山大学之类的，好像文化的高低是按照上述秩序排列的。什么玩意！

我把这个片子推荐给了张炯。他一看六个多小时，一直没看，后来就把文件删掉了。到了十月份，可能实在没有什么电影看了吧，又拷去了。后来花了两天时间陆续看完（我是一个晚上看完的，长的电影只能这样看），看完之后他心潮澎湃，就发短信给我。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刻，看到某本书，看了某部电影，也会心潮澎湃，而且这种浪潮不抓住别人说个半天是不会褪去的。

那天，我正在去南京的火车上。他给我发短信说：《灿烂人生》我看完了，这部电影的好处就是，一定要这么长。我说，是啊，长的片子总得长得有点道理吧。他说，那个时代意大利最优秀的人选择了自杀和自我毁灭，就像那个弟弟。我说，那个哥哥选择当精神病医生，医治那些被时代的污水冲垮了的心灵，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人。他说，那个弟弟尽管很天才但是过分敏感，被时代的污水所冲垮了。我说，那个哥哥是乐观勇敢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怯懦的表现。哥哥实践着他和弟弟年轻时共同的理想，所以整部片子的名字叫做“最好的年华”嘛。他说，意大利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才没有垮下去。

过了一会，他又发短信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克莱奇奥（我曾经给他看过一本1991年的《世界文学》，上面有几篇他的短篇小说）。我说：我靠。学文艺学的追星族们又有新的星可以追了。

对啊，意大利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才没有垮下去。

下面把搜集来的剧情简介介绍一下吧（有删改）：

灿烂人生(2003)(The Best Of Youth)

导 演：Marco Tullio Giordana

主 演：Luigi Lo Cascio Alessio Boni Adriana Asti

上 映：2003年

地 区：意大利

时 长：4集

类 型：剧情片

意大利2003年充满激情的史诗巨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原为意大利电视台开拍的连续剧，后来被分成两部分在戏院上映。电影于2003年在法国康城电影节上映时，即引起极大的回响，并在「Un Certain Regard Award」部份中荣获最佳影片奖。更在意大利的电影颁奖礼中囊括了最佳电影、导演、编剧、男女主角等大奖。简介：故事讲述两位意大利青年的一生，主角尼古拉及马迪奥两兄弟，最初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喜好及人生目标。但当他们遇上了遇上精神病少女佐珍之后，两人的人生观完全改变。兄长尼古拉决定做个精神科医生，而弟弟马迪奥则决意放弃学业，做个除暴安良的警察。 本片横跨四十年，由动荡的六十年代至今，把意大利多件重大历史事件化成六小时的家族史诗式电影。剧情扣人心弦，60年代佛罗伦斯大水灾，西西里人对抗黑手党，70年代都灵市的蓝领工潮，80年代米兰市的学生运动及恐怖袭击事件，与及90年代在米兰复兴国家的风潮，历史将会不断重演，天灾也会继续发生，《灿烂人生》不只让观众重温这40年来意大利的历史，更令他们反思现今的社会百态。

　　片长六个小时，讲述一个意大利普通的六口之家，卡拉提（Carati），从1966年到2000年间的风风雨雨生老病死。主要角色是家中的兄弟俩：哥哥马提奥，弟弟尼可拉。

画：列维坦《秋日》

出行

清晨，何不去探望一下，

那半是惊喜半是惶恐的阳光。

沿着公园里的围墙，

你很虚弱，

我也很虚弱，

但刚好可以互述衷肠。

冬天应该不会再来了吧？你可知道？

只要闭上双眼，

音乐就会传来，

是婚礼，还是……

这声响让我们感到难过，

仿佛窗前的落叶又增加了几许。

这样多好！

小房间古怪而凄凉！

像我一样心灵带有缺陷。

也如你腹中的婴孩，

或者，琥珀。

不再出行

少年时代流连过的小树林，

夏天却挂满小鸟的尸体。

那也是我美好的坟墓，

这正是一个美化墓地的季节。

应该给它种上菖蒲、小刺果，

让人们能深深地藏于其间，

仿佛暗红色的花蕊。

那些欢乐而虔信的人呵，

早早地就升向了天堂，

却将我留在这里，

铅灰的天空中，有他们柔柔的身影。

以及热气球。

我栖止于这金色的霞光中，

青春已经流逝了，

夏季里迎接黄昏的小小心灵，我问你，

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