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念古

六月，六月！多么美丽的六月，自由而潦倒的六月，栀子花的芬芳让每个人都生活在酣醉中。在夜里的生科院，走着走着，拐角处就出现了很多的凤尾兰，她们开得迷狂而热烈，就像那些萨福亲自播种、亲自栽培、亲自敦促其开放的花……

不过，在六月，我那朝北的房间又闷又湿，让我怀疑所谓的“瘴气”几乎就是一种可以被触及的东西，它们就在空气里漂浮着。于是我想到了苏联小说《苦蓬》，在那不平静的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包迪克爱上了一个乡村姑娘纳塔利亚，是啊，在那里，时代和人都很残酷，但因为是在六月，因为络纬在鸣叫，因为吃了汁如血液的樱桃，因为蓝色的吊钟草，他们仍然要思考人生和未来，要接吻，要品尝带着苦蓬的苦味的愉悦——这就是伏尔加河边的六月。

络纬，想必就是纺织娘吧，在《诗经》里，它的名字叫做莎鸡，所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寿眉”。前面一句说宇宙的万事万物（昆虫）对古人来说就像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每一次月份的转变，它们就像远方的朋友定时出现在家门前；后一句说的是农耕文明，人家忙了一年，总要酿酒，春酒嘛，冬酿春熟，属于两次重酿的酒，酒力很猛，所以可“介寿眉”，用来延年益寿吧。所谓喝酒误事、伤身，其实没这种事。凡喝酒误事、伤身的人，即便滴酒不沾，事也照误、身也照伤，这是颠扑不破的定理。

房间闷湿，茶饭不香，能写点什么呢？写一下宗泽吧。

百度上有：宗泽（1060～1128）中国宋代抗金大臣，字汝霖，浙江义乌人，民族英雄。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北宋元祐六年（1091）应进士试，对策陈时弊，考官恶其直言，结果被“同进士出身”录取。

我要说，民族英雄是我们给他的称号，但是，这个称号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宗泽只是中国古代无数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员。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大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熟谙文武之道，所谓文武双全是也，他们平时峨冠博带，战时为王前驱。宗泽身为文官，却要率兵打战，就是一个明证。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不像现在的软弱文人，后者只会唧唧歪歪地为既成的势力集团和现实辩护（康德：从事物如此存在推出事物应该如此存在是不合法的），不久前看到一本书，书里写到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投在当权者怀里，要么被歪坐在资本家腿上”，这很有些“真理的颗粒”。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才不会吞吐那点小小的“自我”，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也不会躲进书斋搞些伪学问（管理学）。“内圣”到“外王”，对他们来说，是一条必然的道路。经世致用，造福百姓，保家卫国，这些都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正是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们生，驱使着他们死。

元佑八年（1093），宗泽被派往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宗泽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而妥善地处理完该县历年诉讼积案，显露了他处理政务的才能（个人素质高）。绍圣二年（1095）知府吕惠卿命宗泽巡视御河修建工程，这时宗泽适丧长子，他强忍悲痛，奉檄即行。这时天寒地冻，宗泽在巡视中发现不少民工僵于道旁，立即上书，建议推迟工期，待明年春天暖时再动工。次年春，“河成，所活甚众”（还是个人素质问题）。

此后，从元符元年（1098）至政和四年（1114），宗泽先后任衢州龙游、莱州胶水、晋州赵城、莱州掖县等四县知县。他从政20多年，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所至称治”，赢得了各地群从对他的信赖和爱戴（爱国爱民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于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权奸当道，宗泽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

是的！得不到重用是必然的。前面说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集综合个人能力和爱国爱民之心于一体，但还有一点很重要，没有这一点，有其他两点也白搭，那就是刚正不阿，品德高尚。其实，富有才干、品行高洁、爱国爱民，本来就应该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如果三点中有一点不行，那其余的最后肯定也不行。倘若略有才干，则变成阴谋家，倘若没有才干，就“谄媚惑主”、“妖言惑众”，这种型号的知识分子和宗泽他们刚好相反，他们愚蠢卑琐、品行恶劣、善于猜忌、嫉妒心强、卖国求安（这一切都为了攫取和维护自己的官位、女人、财宝），却往往掌握大权（惑主和惑众乃是腾龙术的最高境界）。

掌握大权的人不是宗泽，那就必然压迫排挤宗泽，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且现在仍在不停地上演！

随着辽、金不断南侵，宋王朝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下令将登州等四州提升为“次边”，要选拔一些干练的官员充任通判。政和五年（1115），宗泽升任登州通判。登州邻近京师，权贵势力伸手其间，仅宗室官田就有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纳租万余缗，都转嫁到当地百姓身上。宗泽看清了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刚正不阿的本性使其难以“为官”下去了。宣和元年（1119），年届六十的宗泽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鸿庆寺的虚衔，遂退居家乡义乌邻县东阳，结庐山谷间，拟著书自适以度晚年。后被人诬告蔑视道教，宗泽被发配镇江“编管”，失去了自由。

靖康元年（1126），宗泽任磁州知州，时金兵入侵，太原失守，真定危急，赴磁州的一些官员以种种借口不肯前去，只有宗泽率随从几十个人赴任……

建炎二年正月，金人大举入侵，泽大破之，金溃不成军，尽弃辎重。同年十月，金兵围攻北方门户真定，钦宗不派援兵，仅授宗泽一个“河北义兵总管”的空头衔，命他率部前往救援。真定陷落后，金兵分路南下，分遣数千骑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操戈登城指挥战登城指挥战头斗，命士兵以神臂弩射之，粉碎金兵的攻势后，打开城门，乘势纵兵追击，斩敌数百，缴获大量战利品。这是宋军首次击败金兵，极大地鼓舞了河朔各地宋军的斗志。

同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先后抵达开封，再次包围了宋都。钦宗任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命他们尽起河北兵马赴京勤王。十二月初，赵构传檄各地勤王军赴大名府集合。宗泽接到命令后，即率2000士兵从磁州出发，顶风冒雪，率先赶到大名，一见赵构便提出：“京师受困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缓”，要求尽快确定出师日期。赵构无意出师救援，对宗泽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久开封失陷。宗泽又一再要求出师救援，赵构只得拨出一部分军阶交宗泽，命他率先前往开德府。

靖康二年（1127）一月，宗泽率部队从大名向开德进发，一路上与金兵连打13仗，屡战屡胜，进驻开德。二月，宗泽率部继续向开封推进，击溃拦截的金兵，接连攻克南华、卫南、韦城，距开封已不远。这时，赵构却辗转后撤至东平、济州，拥兵观望，坐视宗泽孤军苦战。宗泽率军与金兵浴血奋战，虽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毕竟兵力有限，难以打破金兵对开封的重重包围。

前面说了，第二类知识分子总是不停地压迫、排挤第一类知识分子。太原失守，危及真定，也危及磁州，权贵们就将宗泽“发配”磁州，让其任磁州知州。这个做法在历史上也不停地上演着，看你不爽，就让你去干点重活，美其名曰“委以重任”，其实也是迫害，事情办成了，是委任者伯乐识马，事情办不成，则责其重罪。不过，由于第一类知识分子总是三位一体，他们却经常能把事情办成。能够把事情办成，倒不是因为他们身在其职难逃其责，也不是因为想要树点狗屁功名，甚至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他们只是三位一体，仅此而已，在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用智商、才干、毅力，频频把难题搞定。

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七日，宗泽到达开封，从整顿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入手。他下令逮捕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严禁盗窃，严惩奸商，采取限价政策；并发动群众疏通汴河、五丈河，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开封；同时恢复“税盐制”。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商旅云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宗泽加紧重建开封防务。他发动群众修复楼橹，加固城墙，开浚濠河，修造守御之具。并把散在开封内外的宋军组织起来，与正规军协同作战。为了对付金国的骑兵，他制造了“决胜战车”1200辆。宗泽在加强城防的同时，极力扩大防守范围，在城郊选险要这地，建了24座坚固的堡垒，派兵数万驻防；沿黄河修筑纵横相联的连珠寨，分兵把守；同时把开封府濒河72里，平摊府属16县负责防卫，令挖掘深阔各丈余的壕沟，沟外密植鹿砦，以防金国骑兵的冲击。这样，从开封至黄河南岸建立起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是有宋以来开封最强固的防卫设施。

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初，金兵分三路南下，企图先攻占开封，进而一举推毁南宋王朝。宗泽调兵遣将驰援郑州、滑州，以分金兵来攻开封之势；然后在开封近郊设伏，诱敌深入，以歼灭来犯之敌。

建炎二年（1128）一月，粘罕率大队人马从郑州方面进袭开封，进至开封城西7里的板桥，完全进入了宗泽部署的伏击圈。埋伏的宋军同时出击，四面围攻，金兵溃不成军，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延津、胙城、河阴等地，一直追到滑州，并捣毁了滑州城西30里的金兵囤积粮草辎重的营寨。二月，粘罕卷土重来，宗泽再次大败金兵于滑州，残余的金兵狼狈逃过黄河，从此不敢再向开封发动大规模进攻，确保了南宋王朝安全。

宗泽在开封整军布防的同时，不断上疏乞请高宗回銮。高宗空言搪塞，并于建炎元年（1127）十月以巡幸为名，从南京逃到扬州。

宗泽粉碎了金兵的猖狂进攻后，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北伐，并把联合被役各族共同抗金作为北伐的重要战略部署。宗泽对金兵内原辽国的降兵降将进行策反，又上书高宗，建议联合各民族共同抗金(是之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宗回銮。从建炎元年（1127）七月至二年（1128）五月，在不到一年的是间里，接连上了24封《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在准备北伐期间，建炎二年（1128）一月、三月、五月，宗泽又派人三次赴扬州，面奏北代准备情况和六月进兵渡河计划，乞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高宗不仅一再拒绝，反而越来越疑忌宗泽（心智的不健全可见一斑）。同年五月，高宗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宗泽为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待，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已成泡影，忧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十二日，宗泽在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怀着悲愤的心情与世长辞，时年70岁。

为什么宗泽打胜战，岳飞打胜战，最后还是亡了国？究其本质，想必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在从中作祟（甚至连皇帝本人都成为了这样的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定期清理这种垃圾的机制，久而久之，亡国灭种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的时候迂腐过头，过分愚忠于使其走上仕途的“圣上”，有的甚至只效忠于使其走上仕途的“那一位”圣上（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了），这反而阻碍了他们创造出更大的意义。这当然是因为在封建时代人的心智各方面都受着巨大的桎梏，这些桎梏之中最坚实的，大概就是所谓父子和君臣关系喽。这些桎梏直到新民主义革命才被彻底地打碎了，也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意义，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让一切的腐朽和民族的劣根都得到了尽情的荡涤和洗刷。

再啰嗦一句，岳飞是宗泽的部下，不过名声远大于宗泽。我以前说过，形象是需要塑造的（名声也是），我国的现当代文人一直没有人好好写过宗泽，拍过宗泽，他们倒很喜欢岳飞。我把原因归为以下这一点：岳飞背有纹身，更像明星，且会吟诗，“风流倜傥”。这些都是中国现当代文人喜欢的，也是他们理想中的自己的形象。对于这些文人，只能说，滚蛋！一个文人，只要心术不正，他就必定看不清历史，他就必定只能纠缠于纹身、吟诗这样无聊的细枝末节，也就必定会将真正清晰的东西搅乱，搅浑。

之所以要写一下宗泽，并不是要说宗泽比岳飞更重要（没有什么好比的，比较是自信心薄弱的表现），不是为他增添一些历史的重要性，甚至也不是要塑造宗泽的形象。不过，我相信，真正重要和优秀的东西，必然会在一切的时空中，以其绝对的不可替代性，显示出它自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