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几句诗：

在马房隔壁的小土屋里，

风吹着窗纸沙沙作响，

几只泥脚带着雪走进来，

让马吃料，车子歇在风中。

奇怪啊，春天是如此的深深隐藏，

哪儿都无消息，都怕峥露头角，

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

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

据说冬天是好梦的侩子手，可以使心灵枯瘦，但实际上却恰好相反，冬天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好梦，人们的心灵则健壮得出奇。

酒吧的门被打开一条缝，悄无声息地进来一张脸，这张脸看上去非常的疲惫，他不屑地扫了扫四周，过一会，他跨进来，步伐匀速、满带哀愁，脸上有做梦一样憔悴的神色。他穿着淡色的灯芯绒西服，黑亮的头发全部梳到后面，一件黑色的风衣，一条深色的长裤，他的穿着平淡无奇，毫无特色，普通得可以直接投进监狱。

他先是趴在吧台上，酒保朝他谄媚地微笑，他象征性地点点头，只过了三秒钟，他的手里就多了一杯“猎户”威士忌。他一转身，酒保马上停止了脸部肌肉的运动，好像从来没有笑过一样。他拿着一杯烈酒，走向我。我们是两个陌生人。

我知道这种酒，对我来说，晚上八点就喝这种酒，实在是太早了点。因为如果你在十分钟之内喝下一小杯，我指的是那种三两左右的小杯，那么你就面红耳赤，头脑发胀，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活在世界上；再来一杯，你就会觉得自己又被活生生地抛进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荒凉，你多么需要爱情、友谊；再喝一杯，你就会觉得太阳穴那儿那根神经正在拼命抽打着自己，这个时候，你已经脆弱到了极限，爱情和友谊全都不需要了，你只想找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好好地照顾自己。

酒吧里放着萎靡不振的音乐，他进入酒吧，拿起一杯“猎户”，走到我的身边，坐下，看着我，不容置疑地说：“干杯！”

我们一饮而尽。他满带笑容，但是笑容并不平易近人，反而显得有些骄傲而自负。我判断：他大约三十多岁，比我大不了多少。

他说：“你是大学生吧？”

“毕业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哈哈，”他忽然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也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正式的工作。你是搞什么专业的？”

“学医的。”

“嗬，医生，让人崇拜，特别是让文学家们崇拜，”

我马上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是的，我看过这个小说。不过我觉得文学家不一定都崇拜医生，或者说不是真崇拜医生，他们只是想要治疗点什么，而医生是搞治疗的——医生治疗躯体，他们想要治疗灵魂。所以，这不是文学家对医生的崇拜，而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关注。

我说：“日瓦戈医生，对吗？”

他略微感到吃惊，嘴巴围成一个O字，两片几乎可以用来削苹果的剑眉高高扬起。

 “不简单，小伙子，”说完，他站起来，拿回两杯“猎户”，这个时候的酒吧还没有什么人，也没有那么拥挤，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脚底打了一下滑，差点跌倒。我站起来，接过他的两杯酒，贪婪地注视那琥珀色的“猎户”，对我来说，它实在过于醉人。

他指了指手中的酒，问我：“喝得惯吗？”

“好喝是好喝，但是对我来说太贵了。”

我们在二十分钟之内各自喝了一杯“猎户”，我的头就开始痛起来了，太阳穴旁边那根神经像抽水机的皮管一样鼓胀着。我瞄了一下手表，八点四十分，离回家睡觉还早，但是我对面的那个人就像一架自动的钢琴，他用被酒精浸染过的声带，用一种只有心灵遭受过巨大伤害的人才有的温柔嗓音，滔滔不绝地说着医生和文学家的关系，他对我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名字，其中有屠格涅夫的名字，这我知道。听着听着，我迅速地，用鼻翅变大，不张开嘴巴，只是稍微闭一下眼睛的方式打了一个哈欠。当然，这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礼貌。

他伸出两只手，作出要拥抱的样子，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度，有气无力地把两只手放在了他的髌骨边上。在我看来，这个姿势，只是一个叹息。

他抿了抿嘴唇，又喝干了杯中的酒，说：“我感到很热，口干舌燥，但是我还想和你再聊一会，到了九点半，我就得走了。”

我说：“我再去给你弄一杯酒来。”

“我一说话就停不下来，你是来喝酒的，却要陪我啰嗦，真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我也无所事事的。”

我起身又去酒保那里要了两杯酒。这个酒保又黑又瘦，像只穿着白色夹克的蟑螂，他表情怪异地说：“你们认识吗？”我说刚刚认识，他说那个男人常常喝醉，喝得烂醉，喝醉了就乱打电话，一开始还有男男女女来接他回去，后来慢慢地就没有人来接他回家了，但是他醉的次数却越来越多。酒保示意我要多加注意，我朝他吐了一口烟，带着绝对的厌恶，把他轻蔑地赶开了。

这已经是第三杯了。

他显得有点萎顿了，有的时候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只是嘴巴还是没有闭上，而且也没有闭上的迹象，他的嗓音显得越来越温柔：“你说，身体的疾病可以治疗，但是当一个人穷困潦倒，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不也是一种疾病吗？就比如说我吧，对我的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就躲在房间里喝酒，几杯酒下肚，头就晕了，意识就下降到一个不那么理智的水平，这个时候，好好地想念一下过去的岁月，就能获得一点点安宁。”

我说：“回忆过去还有这样的作用？我不相信。不过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找一个身心完全健康的人实在太困难了。”

他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中间还有一大堆人，想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辛苦一生，一个钱一个钱地攒，成为富人，但是已经要死了。在这三个状况中生存，没有一个身心健康的。”

他看了一下时间，说：“靠回忆来治疗疾病的例子很多，我以前看过一篇很短的小说，叫做《曙光别墅》，觉得不错，它写了一个孩子和一幢叫做曙光别墅的房子的故事。这是一幢神秘的房子，房子和围绕着房子的所有树木、灌木、溪流都像另外一个世界，这种神秘让孩子在这里初步学会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会了去发觉那些完全不起眼的事物中的美，他经常去那儿探险，雨天或者阳光普照的下午，在那里，有很多属于他的美好的回忆和画面。上大学以后，他很想去看看曙光别墅的主人，于是他借照顾房子的名义见到了它的主人，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老太太要他和她一起照顾这所房子，防止这所房子被房地产开发商骗取。但是他拒绝了这份工作，原因可能是它已经把自己摊开，失去了从前的神秘。最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城市的打手们正在使劲地拆除着这座房子。”

他眨了眨眼睛，柔和地说：“我也来回忆一下吧……”

接下来，前面的那个“我”就可以退场了，另外一个我出现了。

翻开铁路手册，就可以发现这个座落在浙赣线上的迷你小镇，一条铁路将其分成两半，东面的这一半较大，是居民区，间或也有几家做糕点或编竹席的作坊，几家小工厂，几个单位，西面的那一块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显得特别荒凉，土质只是适合长一些芨芨草和匍匐在地的植物。每天会有很多趟火车经过，但是只有两趟会停下，一趟是早上八点，从南国开往北国，一趟是下午四点，从北方开往南方。这两列火车轰隆隆地把那些出远门的人送向远方，并从远方带回本地，不管是远去还是远归，男的手上都拎着红色的编织袋，肩上背着黑色的上海牌旅行包；女的则提着篮子，篮子里装着水果，荔枝或者柑橘，她们的另外一只手牵着他们流着鼻涕的一脸幸福的孩子。

铁路的两边是高大，甚至有些巨大的水杉树，火车在这条水杉之路上呼啸而去的时候，每一个过往的游客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旅途是那样的漫长、乏味，如果没有这些印象，他们一定神志不清的。街道的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在夏日，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浓荫，在秋天，梧桐树上掉下来带着小梗的果实，砸在人们的头上，但没有人因此而受过伤，树皮脱离的那些部位，孩子们就在树上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树的汁液让这些图案达到了永恒。

小镇的最北面，是一个粮站。

我和我的朋友们十一二岁，活脱脱地就是一群狗，整日在烈日下面闲逛，每一个人都晒得像斯里兰卡的国际友人，这群狗几乎把小镇上所有的地方都丈量过了。最南面，是一条Y型的道路，那里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地方，修车的老师傅满脸油污，喜欢喝酒，他的腰上别着一个塑料瓶，蹲在地上蹲久了，就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喝两口，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他就用一种外地口音对我们说“小孩，过来”，他的口音特别奇怪，导致我们中间的某几个人真的会被搅糊涂，于是走过去，他一把抓住其中的一个，一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往那位孩子的脸上一捏，那个孩子的脸就黑了。孩子的妈妈刚好在隔壁的糕点店，她一听见自己孩子的叫声，就走出来，喊道：“你个天杀的外埠佬！”喊声刚落，修车人和孩子都跑了。

再往前，是一个大商店，里面有印着明星头像的卡片。

再往前的一棵树下，站着一位卖冰棍的人，他用一块木头使劲地敲着自行车后架上的一个绿色的木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有一床棉被，棉被里裹着冰棍，冰棍盖着棉被，不是要热死了，不就都融化了吗？不过，那个卖冰棍的人不担心这些事情。

再往前，就是最重要的车站了，这个车站没有名字，候车大厅刷成黄色，窗棂绿色，上面竖着“车站”两个醒目的红字。

我们就像福尔摩斯有一次办案的时候调用的贝克街少年情报搜集员一样，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条溪流，每一口池塘，每一个作坊、工厂，每一个商店，熟悉这里的幼儿园、小学、医院、电影院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小镇对我们已经完全摊开，毫无保留，但是让我们懊恼的是，我们一直没有进入了小镇最北面的那个粮站，因为它有一个大铁门，而且从没见它打开过，直到有一个六月的芬芳的下午。那恰好是梅雨季节，浓厚的云层低低地压着甘蔗林，那架势，就像一头巨大的老虎不屑一顾地抚摸着脚下的大地，云层离我们的头顶很近，几乎就像戴在我们的头上。云层上面的天空太蓝了，它就像上帝亲自调配出来的蓝色，不含任何的杂质。那些在蓝天下面游弋的燕子，它们的翅膀沾满了水，以至于它们的身躯都鼓胀了开来，它们穿梭在云层之间，悠闲地，逐渐地，变大，膨胀，像一团雾，或者像一团发开的面粉。这样的六月真让人琢磨不透，真让我们感到很渺小而忧伤，不过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忧伤，雷雨就已经来了。云层很快就变黑，阳光很快就被浓黑的云层给挡住，尽管还有一些光线不屈不挠地刺破黑云，落在人间，落在我们的头上，就像天上的恩泽悄悄地给我们的心注入了欢乐，让我们处在大海的漩涡中。很快，远处的一道闪电像刀子一样插在了甘蔗地上空，轰隆隆的雷声随即为此发出粗暴的喝彩声，整个世界迅速地黑暗了下来，像一头巨大的鲸鱼在乌蓝的海水中痛苦地翻滚着。雨很快，也异常着急地下下来了，雨水是绿色的，我们躲在被大风压弯的凹陷的甘蔗林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兴高采烈，我们大声呼号着，但被远处的滚滚的雷声淹没了。滚滚的雷声加重了我们的惆怅。十几分钟后，暴雨忽然停止，天空的黑罩倏然消失，好像被人轻轻取走了一样，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湛蓝的华盖。一切又重新沐浴在温和的阳光里。这就是亚热带。这就是亚热带干净、湛蓝的天空，芬芳、黏稠的六月。

我们已经被绵长的忧伤和粗暴的欢乐弄昏了头脑，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就稀稀拉拉走出甘蔗林，此时，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泥路就出现了，而且只有这一条了。于是我们走啊走啊，到了路的尽头，有一个狭窄的小门，进去是一个池塘，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很多黑色的圆顶和白色的筒状的大房子，房子的门上都标记了号码。这一切就像一个午后打盹时的梦。我们偷偷地推了一下门，门居然没有关，推门进去，扑入眼帘的首先是整片整片的金黄，然后是像山那般高的稻谷。这种初次的印象让我们的神思迅速地恍惚了起来，我被惊呆了，我想起了很多东西，刘备的粮仓、阎王的眼睛、故人的鸡黍、山前的白鹭……

不一会，门被打开，进来一位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和灰色长裤的老人，他笑眯眯地走过来，指了指门，意思是让我们出去。我们一行四人，刚想从溜进来的后门出去。老人说：“从前门走吧。”

这个梦就这么结束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必从那个小门走，只要走前门，先在大铁门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找到那个笑眯眯的老人，他就会打开门，放我们进去，我们朝他笑笑，他也朝我们笑笑，门就开了。

房子旁边长满了刺槐树、梧桐、皂荚树，都是一些不那么高的树，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树林，并且喜欢上这个小树林。这个小树林由四排还不是那么潇洒和伟岸的水杉树组成，水杉树种得很整齐，树下还长着一些苔藓，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水杉树的影子整齐划一地变换着它们的方位。我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打坐”的游戏，那就是一声不响地坐在树下，闭上眼睛，模仿电视里的高僧的样子。傻坐着当然毫无乐趣，于是我开始着力于捕捉、听到那些平时基本听不到的声音，比如天牛和金甲虫振翅的声音（有人说，昆虫的声音是光发出的声音），既然是打坐，这块小树林后来被我命名为“寺庙”，每次出门的时候，妈妈问我去哪里，我便回答：去寺庙。妈妈绝对搞不清楚我说的是哪儿，所以她绝对不会在黄昏已经逝去，人们已经安享完晚餐的那些时间里忽然出现在我们中间，让我回家，让我可怜兮兮恋恋不舍地回家，这让我很没有面子。我们发明了很多游戏，但是我最喜欢“打坐”，而另外那些庸俗不堪的朋友，喜欢打弹子或者拍洋片，对此我完全提不起什么兴趣。后来，我宁愿一个人去寺庙那儿，因为他们的喧闹破坏了我想要的宁静，破坏了我听到的各种虫子的声音，嗡嗡嗡忽远忽近的急促声，那是大黄蜂，沉闷的咝咝声，那是天牛，尖锐的咝咝声，那是一种很小但是很精致的黑色甲虫，它有着柔软而金黄的肚子，这种甲虫经常从老人的菜地那里飞过来，身上沾满丝瓜的苦味，如果是“突突”的声音，那一定是受了惊吓的，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大蝗虫。

至于那位老人，我们叫他“老头”，这位老头和所有的老人一样，不喜欢说话，喜欢用温柔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我玩了一阵，满头大汗地走的时候，他把一个西红柿放在身后，给我开门，然后把西红柿放到我的手上，对我说：“去吧，明天再来。”

我的探险生涯还在延续着，那一排水杉树后面，是一堵围墙，围墙的那边，有一座方形的红砖仓库，旁边有绿树环绕。那座房子的后面，经常性地，会隐约传来机器带动履带的咣啷咣啷的声音。那是什么呢？但是我的朋友们好像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探险的热情，因为据说这整个小镇的所有单位都已经被我们考察清楚了，宏伟的世界版图已经被我们这些探险家画好，不准别人再来更改，但是他们的游戏越来越愚蠢了。他们傻乎乎地把知了放在本来用来装药品的铁盒子里，第二天知了就死了，他们傻乎乎地在金甲虫的脖子上栓上细绳，用力地在空中抡圈，他们希望已经疲惫至极的甲虫重新振作起来，过了一会，拿在手上一看，绳子上只剩下一个很小的头，他们在我的寺庙那里挖出很多大坑，下面点上火，用树叶当柴火，试图烧开上面那个破搪瓷碗的水，烧开后把蝗虫的翅膀和最粗的那两条后腿撕掉，扔进“锅”里。

但是我不一样，我渴望继续探险，渴望继续扩大人类知识的版图。于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义无反顾地爬过了围墙，哧溜一下，窜进了那个院子。那是什么呢，房子外面有一架皮履带带动的机械装置，这个装置正在把一瓶瓶的汽水往一个黑色的大匣子里送，匣子负责给汽水加上瓶盖。房子里面有几个工人，他们在忙活着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用一个车子把没有瓶盖的汽水推出来，房子里面不时地传来工作的笑声。夏天，正午的太阳光照得我口干舌燥，蠢蠢欲动，但是我为我的想法而感到恐惧。夏天的泥地干巴巴的，我的汗水滴在上面，溅起一丁点的灰尘。一只雀儿从一棵棕榈树上嗖地跳到地上来，小小的嘴巴叽喳了两下，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和胆怯。于是我偷偷地踱到机器旁，我的心疯狂地颤抖了起来，连皮肤和肌肉也颤抖了起来，我体会到压倒性的力量吞没我的恐惧又产生新的恐惧。我一手抓起一瓶桔子汽水，放在身后，正准备踱回围墙那儿的时候，那个老人推开工厂的门，他先是戴上一个麦秆编成的草帽，慢慢地把帽绳系好，然后就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一幅惊恐的样子，看到我瘪三式地张着嘴巴，不敢动弹的愚样。那一刻，我想到我的人生也许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模样了，我再也不能去寺庙那里“打坐”，那过去的美好时光可能将会一去不复返了。我自己噼里啪啦地打着这些忧伤的算盘，甚至都没有感到后悔和痛心。

我很想跑，但是被老人如锥子一样的目光定住了。

老人果然发现了我手中的汽水，他慢慢地把工厂的大门关上，走了过来，转到我的身后，把我右手上捏着的那一瓶汽水抽了出来，放回了原地。

他轻声地说：“小朋友，喝一瓶够了。”

我站在那里，像一根折断了的裸露在烈日下的树枝。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直到我把瓶子凑到嘴边，咕咚咕咚地把汽水喝掉。我的喉咙里有很一句话想要喷出来却一直没有喷出来，那就是：“老爷爷，谢谢你！”

再次回到粮站的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那个时候我读大学一年级，但是一年下来，我好像没有从大学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暑假的时候，同学们纷纷找了实习单位。那时候我们有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信念，那就是大学生要紧密地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不能搞象牙塔那一套，一个人要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第一年暑假，我也没闲着，急急忙忙地想找个单位实习实习，或者想找个企业打打工，结果四处碰壁，我只好满脸胡茬、一脸颓废地回到家乡，每天躲在家里吃西瓜、看闲书，很快就赶上粮站一年之中最忙的时节了，夏粮要入库了。所谓夏粮入库，其实就是农民们把夏季粮食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农业税上交国库。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激动了起来，从床上一跃而起，胡子刮掉，头发剪短，申请去给粮站帮工了。粮站的工作人员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包括：检查稻谷是否混有其他杂料——如果发现混入了太多的稗子或者稻茎，就得用扬谷机（一种让稻谷和稗子等杂料互相分离的设备）重新“扬”一遍，把杂物扬弃掉；为上交的稻谷称重、登记；请农民们把稻谷背进粮库，堆到最里面的墙角，以后慢慢堆高，不允许乱堆。

当然，过了这么多年，那位笑眯眯的管理铁门的老人不见了，粮站也不再像我们少年时代那样空无一人，好像全部东西都是我们的似的（实际上粮站只有夏粮入库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月，才会热闹起来），但我还是有一种重回故地的感觉。我穿着迷彩长裤、拖鞋，外加一件从爸爸那里借来的卡其布的灰色衬衫，戴一个凉帽，晃晃悠悠地踩着自行车去上班了。

夏季的清晨还有些许凉意，但蝉的鸣叫已经开始热闹了起来。一到粮站，我迅速奔向那片过去被我们称为“寺庙”的水杉林，这些水杉已经长粗，且几乎有四层楼那么高，它们沐浴在夏季的晨光里，挺着潇洒的腰板。水杉树的旁边，茂密地长着莳萝、苍耳、牛蒡和各种低矮的灌木。过去的那些时光，那位笑眯眯的老爷爷，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放映着。

八点钟，工作开始了。已经有几位脸庞黑红，手臂粗硬，脖子上围着毛巾的农民在粮库门口等着了。一位戴着凉帽，头上包着毛巾，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穿着淡蓝色的衬衫和黑色长裤的工作人员坐在粮库门口，他对我说：“你是大学生啊，这里很辛苦的，你熬不熬得住哦？”

“当然熬得住喽。”

他用力地捏了捏我的胳膊：“体格不错，小伙子，先干点轻活，负责开扬谷机吧。”

开扬谷机对我来说实在太简单了，我先用手把扬谷机里面滞留的废料挖出来，倒进一个编织袋，然后让农民们把需要扬弃一下的稻谷倒进扬谷机上面的大漏斗里，按开关，机器就轰隆轰隆地转起来，扬谷机的风恰好可以把混迹在稻谷里的废物吹走。扬谷机多扬一遍，稻谷就得轻掉几斤，农民们就对我说，过一遍就够啦，不要再过啦。这个时候，我就把目光朝向那个戴眼镜的大伯（我叫他刘伯伯），一般他都会点点头，说可以了。

他经常说：“你们大学生毕业后不要都呆在省城嘛，要回来给家乡做点贡献嘛。”

“那我以后也来粮站工作吧。小时候我就经常来这里玩。”

“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候你又矮又胖，经常去门房的老王那里玩，对不对？”

“哈哈，是的。”

“来我们粮站就算了，我们这里工资待遇不好。”

这个刘伯伯是一个很酷的人，所有的来纳粮的农民都认识他，他喜欢抽烟，特别喜欢农民递给他的几块钱一包的烟，什么牡丹啦，红梅啦，雄狮啦，他把烟点起来，插在嘴里，也不用手去拿，活像一个火车的烟囱，“呼呼呼”地很快就抽完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进粮库，就发现那儿多了一个瘦小的妇人，她穿着粉色的衬衫，卡其色的长裤，还有一双白色的旅游鞋，看上去很温顺，脸很细长，眉毛和眼睛也很细长。

见到我，刘伯伯就说：“小伙子，你要换工作了，这是领导安排来的亲戚，来接替你管扬谷机。你从今天开始去搬田板啦。”

那个妇人睃了我一眼，我朝她笑笑，她一言不发地出门去了。

妇人走了以后，他忽然从身后拿出一个面糊，递给我。哟，里面还有鸡蛋呢，他说：“老婆做的，我让她今天早上做了两个。你快吃吧。吃完干体力活了。”

“我本来就是来干体力活，管扬谷机我还不想干呢。”

“呵呵，你以为天降大任与你，要先劳你筋骨啊。”

我的工作，是搬“田板”。粮库里的粮食已经越来越多，本来农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稻谷入库，现在他们得顺着田板把谷子往上堆，尽量堆高，才能增加一个粮库的利用率。麻袋和编织袋里装着的稻谷是很重的，最少一袋稻谷也要有八九十斤。田板也是很重的，因为它又宽又长，而且经常被稻谷埋住，我得使劲挖使劲刨才能把它弄出来，拖到另一个地方，让农民们沿着这块板走上去，每次拖一个地方，我的脚趾头间就夹满了谷子，又痛又痒。这还不算问题，问题是很多农民不愿意把稻谷搬上去堆高，他们有的爬上田板走了几步，就“哗”的一声把谷子倒在田板旁边了，有的干脆不上田板，直接倒在地上，我只好在旁边拼命地大喊“高一点”。也有一些非常善良、幽默的农民，他们红彤彤脸上洋溢着温暖，我让他们“高一点”的时候，他们咧着嘴，笑着说：“好！你要多高就多高！”

也有一两个特别偷懒的，他们直接把稻谷往地上一倒，其中的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胡子拉茬，皮肤黝黑，眼神布满了血丝，他不耐烦地把谷子往地上一扔，谷子都溢到门外去了。

我嗓门嘶哑地朝他吼道：“他妈的，你给我回来，把这些谷子搬上去！”

他说：“倒都倒掉了，还搬什么。”

我头脑一热，就说：“不管白道黑道，我都不怕你！”但是我马上就发现这是一句非常愚蠢的话，我真奇怪为什么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能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

此时，刘伯伯正皱着眉头，正在作登记。这个满眼血丝的家伙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扭头就走了。我冲过去，一把抓住了他肩胛骨那儿的那块衣服，衣服蘸满了汗水和盐渍，干了起来特别容易破，于是“嘶啦”一声，他的衣服被我撕破了。他的火气蹭地升腾了起来，他一只手用力地掐着我的脖子，一只脚放到我的身后，不到两秒钟就把我放倒在地上，很快，我的肚子上又被踹了一脚，我痛得蜷缩了起来。

刘伯伯一把抱住了他，大喝道：“张关良，你傻啦！”

张关良恶狠狠地冲着我吼道：“狗娘养的！”

猜我怎么着？我忍着剧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朝他挥挥手，示意他过来，然后略微下蹲，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他刚想抓我的头发，我又用膝盖撞击了一下他的小腹，他就像一袋土豆一样，摔在了地上。我走过去，脑海里已经浮现了守门员开球门球的图像，我想要用这个图像为行动的指南，给他的胸口来一脚。但是刘伯伯冲了过来，一下就把我按在了凳子上。平时话很多的他，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他把烟头吐掉，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块钱，一包烟，递给了那个被人扶起来的农民，把他送走了。

他说：“大学生怎么可以和别人打架呢。”

我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那个管扬谷机的女人进来看了我一眼，眉毛一挑，递过来一瓶水，说：“这个张关良很凶的。”

刘伯伯说：“他们村长的弟弟。平时也很凶。”

细眉毛又说：“他去年刚喝过一瓶敌敌畏。”

“啊，这么狠的脚色会喝敌敌畏？”

“还不是因为老婆的事情，”刘伯伯说，“他老婆去城里开出租车，结果被她的相好佬给杀了。”

细眉毛说：“别人都说他老婆在外面有相好的，他就是不相信。后来，那个杀人的人果然是他老婆的相好，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啊。”

“这个男人杀了他老婆以后，也去卧轨自杀了。”

“啊，那这个张关良干嘛要自杀？他也不为他孩子想想，”我说。

“他们没有孩子，不知道是谁的原因，他们一直没有生小孩。”

“张关良也自杀，我们谁也不相信啊，平时那么凶的一个人，到后来这么愚昧！”

刘伯伯叹了一口气：“可能是自责吧，是张关良让他老婆去城里开出租车的，说是开出租车赚钱，两个人一分居，时间久了，他老婆有了其他男人，本来他老婆和那个年轻的男人两个都不用死的哇。他喝了农药，还好发现及时。”

我点了点头，说：“嗯，看来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他说：“小伙子，要下雨了，快去外面帮忙。”

七月的天，果然就像梦一般。真的要下雨了，外面装满粮食的拖拉机已经排成了长队，正等着检验，人们忙着把塑料布往谷袋上盖，但是狂风很快就把这些塑料布掀开了，人们只好用绳子将布绑紧。

刘伯伯吼道：“你们快把拖拉机开到仓库里去！”

我们急急忙忙地打开粮库，让那些拖拉机开进去。但是队伍太长了，很多拖拉机没有办法调头，农民们急得骂娘。过了五分钟，雨就像一盆盆被人轻蔑地倒掉的水一样从天上泄了下来，霎那间，整个世界就像一条被人扔到水里的狗，到处都是人的骂声、雨声、风声。刘伯伯大声地说：“你们淋湿了没关系，粮食不能被淋湿了，你们就坐在塑料布上好了。”这个办法不错，那些塑料布和篷布还没有用绳子固定的拖拉机旁，农民们就坐在塑料布上，几个人使劲拉扯着，固定住，不让粮食被雨淋到。

我迅速地爬上了一台拖拉机，一屁股坐在篷布上，几个人抓着篷布的角，把粮食包得严严实实。七月的雨狂暴而美好，特别是当我们就身处在雨中，而不是坐在凉爽的阳台上观赏它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雨点落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凉爽，因为我们保护住了粮食，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对他人有益的人。更加神奇的是，那个下午的四点半，粮站的广播里传来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我想，如果有人把我们抢救粮食的过程拍摄下来，那一定有着非常精彩的声画效果呀。从那以后我一直喜欢很这个曲子，不仅仅因为那里有俄罗斯的大好河山，更重要的是这个曲子神奇地出现在了那个特定的下午。

那个特定的下午，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那些同样湿漉漉的人们靠墙坐在粮库门口吸烟。经历了一场那么大的暴风雨，我们居然快活地坐在一起，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工作。

那些人用醇厚的嗓音说着一种亲切、笨拙、质朴、迷人、让人安宁的语言，烟雾从他们花白的胡子下面喷出，湿漉漉的衣衫贴着他们健壮而宽阔的胸膛，是的，他们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工作，只想在这场强烈的暴风雨之后坐下、抽烟、聊天，仿佛这世界的残酷对他们来说也仅仅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我是他们的孩子，不仅仅是血缘的孩子，还是语言的孩子。那种亲切、笨拙、质朴的语言，那里没有与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和压迫有关的任何词汇。我一出生就掌握了这种语言，以及与这种语言缠绕在一起的性格。

在后来的一切生活中，当遇到精神的痛苦之时，我就去回忆这种语言，回忆那些是非分明的词语，回忆与这种语言匹配的习俗和生活，回忆它独特的韵味，回忆它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它总是对的，它带给我安宁，让我重新回到那一切的判断都没有受到损害的，婴儿般的往昔。

十点钟。他终于讲完了这个故事。酒吧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不过他们都在窃窃私语。

我喝醉了，但神志无比清楚，精力非常充沛，我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再喝一杯。

他也站起来，举起双手，说不喝了，谢谢你听完我这个无聊透顶的故事，我现在得走了，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呢，哈哈，再见，朋友，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见到你。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酒吧，外面冷风呼啸，他的脸上重新挂满了做梦一般憔悴的神色，仿佛与自己的意识进行着一场艰巨的、缠绵悱恻的斗争。

是啊，你还可以再喝一杯，这是第四杯，喝完以后，你什么也不要做，但不要停止分赠回忆和友情。为了世界的洁净着想，你最好学习一下那些临死的小动物，像它们那样，找一个安静、没有人、没有风、长满芦苇的水边，或者找一个长满紫色蚕豆花的野地，静静地躺下，深情地望着眼前的任何东西，要足够深情，深情得足以幸福地睡去。